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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周工作计划 时间:2019-04-10 本文已影响

      1872年8月11日,广东吴川人陈兰彬带领着詹天佑、唐绍仪等30名平均年龄12岁的幼童,从上海出发,横跨太平洋去往美国,开始了留美生涯。  陈兰彬出身翰林、饱读经书,中学功底深厚之外,还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办洋务“苦心孤诣,智深勇沉”,并不缺仰慕、尊崇新学的远识,因此成为洋务领袖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一致认可的理想领队。
      在香港,陈兰彬看到并试验了美国人刚刚发明的电话,还听说即将要制造录音设备时,当即感慨万千,在日记中称“将来制作尽善,当必传布中华”。
      到美国旧金山后,他又看到“轮船穿梭行驶,大厦树荫草地”,然后是这个遥远国度发达的科技、“弗可悉数”的各种机械设备如掘煤机、吸水机、陶冶机、垦地浚河机……“一切与东方迥异”。在给朋友的信中,陈兰彬称“外洋繁华已极,美国尤甚”。
      出身旧学,而又仰慕西学,正是当时陈兰彬等许多广东籍士人的普遍心态。
      自1757 年以来,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广东一直是中国唯一的外贸口岸。而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后,中美之间,特别是广东商人与美国商人之间,就有了长期商贸往来。
      而后,大批华人从这里出发到南洋和美洲打工——早期旅美华工大多都是广东人,商人们也从这里出发下南洋或是去美国经商。而他们的子女,后来被视为“知美先行者”的容闳、伍廷芳等人,也因此得以先于同时代的中国人到美国、英国求学,甚至连1872年以后的四批120名留美幼童中,广东人也多达81名。
      所以,当清政府考虑遣派驻外使者时,自然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广东沿海地区。正如闽浙总督左宗棠所说的,“中国自海禁大开以来, 江浙、福建、广东沿海各地士商出外者, 实不乏人, 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他认为,从中必能找到精干的外事人才。
      于是,当1875年美国成为清政府首批正式驻外使节派出国时,在美国督学三年的陈兰彬,又得李鸿章大力推荐称“驻洋三年筹办要务, 均极精详”,于是60岁的老翰林成了晚清首位驻美公使、近代中美关系的拓荒者。
      从那以后,直到1911年清王朝结束,晚清8任驻美公使中,竟有6位广东人:陈兰彬、郑藻如、张荫桓、梁诚、伍廷芳、张荫棠。
      “中体西用”的进与退
      当此“洋务、自强”成为中国主流思潮的年代,先期接触到美国的中国人已对美国繁荣景象及其背后的科技支持多有论述,已不仅仅是1840年代华工们“地广人稀、每欲觅人开垦”或是“其地气候温和”之类的表层印象。
      使美随员徐承祖注意到,“美国因机器厂甚多,出产丰足、兼有电报火车运转极速,故立国甫及百年,而庶富已等于欧洲”。著名洋务派知识分子薛福成则认为,美国产业在80年内增加43倍,其“所恃者火轮舟车耳”,他特别论述了美国铁路40年间从无到有、建成21万里的经验,“凡垦新城、辟荒地,无不设铁路以导其先”。
      然而,洋务派知识分子们的理想是“中体西用”,他们很少论及美国政治制度。郑观应在《吏治论》一文中倒是有称赞美国地方政治“其事至简,其学素习,其有相商之事,每日相见即可论定……可为万国之通法也”。他又盛赞议会制是美国“通下情、得民心、张国势”的关键所在。但无论是郑观应还是薛福成,同时都认为美国“民权过重”。陈兰彬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认识,与郑、薛大体类似,根深蒂固的“从来天下定于一”观念,令他无法理解美国的言论自由、政治平等。这也正是陈兰彬以翰林身份担任留美幼童督学的原因,清政府绝不希望留美幼童越出“中体西用”的框架。
      只是,对于有如一张张白纸的留美幼童们来说,清新而充满个性张扬的美国理念,以及全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远比刻板的四书五经有趣得多。随着接触自然科学知识及西方人文科学知识渐多,年轻的留学生们开始言必称自由、民主、个人权利,见到官员也不再行跪拜礼,有的还与美国女孩子谈恋爱,甚至不愿再穿中式服装及留发辫,还有一些人开始接触和信奉基督教。
      在陈兰彬看来,这些都属于“不合礼仪、放荡淫逸”。到1880年,他终于忍无可忍,屡上奏折请求将留学生全数召回。尽管李鸿章极力反对,但清政府最终还是批准了陈兰彬的“全撤请求”。
      对此,《纽约时报》载文评述,大意是“清政府希望只从美国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模式,而将‘病毒’拒之门外,这怎么可能?要么不要,要么全要,否则,什么也得不到”。
      没有你们立足之地
      尽管在留美幼童一事处置中有令人惋惜的失当,但陈兰彬仍不失为一位称职的中美关系开拓者。除了留下一本记录美国真实情形的《使美纪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中国使馆外,他还在华人聚居的檀香山、旧金山等地陆续建立领事馆。而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为美洲华工权益奔走交涉——从他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结束,晚清历任驻美公使无不以此为第一要务。
      19 世纪70 年代,旅美广东籍华人已达18 万人之多。然而,与其贡献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从抵达美国之日起,华工便饱受歧视与排挤——在经济不景气的刺激下,勤勉高效且工资低廉的华工,便成为白人工人的仇敌。
      这背后又有文化差异使然。“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华工穿民族服装、梳辫子的奇怪造型,都令西方人难以捉摸,因此很容易成为靶子”。
      于是,铁路完工时,华工便由“筑路英雄”变成了“劣迹斑斑”的劣等民族、大逆不道的异教徒。从加利福尼亚开始,排华风潮迅速蔓延至美国全国。而共和民主两党竞相以排华为竞选口号,以争取多数选票。
      据统计,从1855年到1876年20年间华工遭杀害案件多达262起,然而美国政府显然对此采取了纵容态度,地方政府对于此类事件通常既不预防,事后也不设法平息,让犯人从容逃走;美国联邦政府则往往以无权干涉为由,推脱中国政府的抗议、惩凶要求,走投无路的华人只能向祖国求救。
      正是这些持续的请愿声,令清政府率先考虑将美国作为首批公使派出国。刚到美国的陈兰彬,感受着美国文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美国广泛存在的对华恶意:“……谈及华人,必备极丑诋,又凭臆乱说,凡可以欺凌华人者,无不恣意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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