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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结婚证]结婚证上印的什么花

    分类:元旦 时间:2019-05-18 本文已影响

      每当翻开家庭档案,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拿出我们当年的结婚证看一看。凝视上面印着毛主席语录的一对红皮的结婚证,尘封的记忆之门徐徐开启。一段并不愿意回首、几多欢乐与甜蜜、又几多酸楚与苦涩的往事便会悄然涌上心头,仿佛回到了昨天……
      1967年深秋,我和妻子朱凤琴(曾用名朱红)的婚恋在“文化大革命”响彻云霄的革命口号中开始了。介绍人是我单位的美术创作员吕燕同志。我1965年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辽宁美术出版社,按规定“下去”参加了一年“四清”。1966年9月回来,正赶上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我已是27岁的大龄青年了,还没有女朋友,好心的老同志吕燕就帮我介绍对象。
      当时吕燕的小女儿四五岁左右,在中华路的保姆家长托。吕燕和保姆的关系很密切,她向我介绍了这家人如何地好,他们家有个小我四岁的女孩朱凤琴,在太原街的一个食品商店工作,各方面都很优秀。说实话,我最关心的还是她的长相如何。吕燕说她长得并不特别漂亮,眼睛也不大,但很秀气。我同意相互交换照片,看一看再说。过几天她带来了一张二寸的照片,和她描绘的完全一样。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个形象一下子就打动了我的心弦,她清纯可爱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我听到吕燕反馈的消息是,她们家看了我的照片,要求和我见见面。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吕燕带我赴约,这家老人给我的印象很好,朴实亲切;朱凤琴本人给的感觉也比照片还要好。临走时她的老母亲约我要常来串门。命运就这样注定我这辈子和这一家人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的恋爱谈的并不浪漫。当时我住在辽宁美术出版社的集体宿舍,她家只有两间小屋,都不是谈恋爱的地方。我们谈恋爱最佳选择的地方是中山公园,当时因为破四旧、打砸抢,那里变得很不安全。所以,我们的恋爱基本上是在中华路、太原街一带的马路上行进中谈的。
      当我们到了热恋阶段,“文化大革命”开始革到了我父亲的头上。当时他是盖县四中高中语文教研组长。1948年,他和母亲在盖县芦屯区中心完小教书。有一天,上级来人要全校的老师集体填了一张加人国民党的表格,没有任何活动,不到半年,就解放了。解放后,父母到有关部门登记,当时组织在档案上的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而“文化大革命”中,按着经常背诵的语录:这场“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学校停课闹革命,造反派的学生们自然把父亲当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对象开始批斗。
      朱凤琴的商店领导闻知她与我处对象,支部书记亲自找她谈话,让她站稳阶级立场,不要和国民党的儿子划不清阶级界限,有的还热心地为她介绍解放军干部的对象。她虽然痴心不改,但毕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预备党员还没转正,弄不好还会丢掉“政治生命”。在各种压力下,她出现了失眠的现象,心脏也出了毛病。
      当时社会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还是很有市场,但辽宁美术出版社的同志们没把我划为“黑五类”,相反,我被工作组当成了依靠对象,还被选上了筹委会副主任。按当时的规矩,人事科长到朱凤琴的商店搞了外调,调查的结果是,此人根红苗正,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商店重点培养的接班人。
      这时弟弟来信,说父亲每天挂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被批斗,不让回家,关在“牛棚”,监督劳动。我感觉,这要给她带来灾难,影响她的前途。我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向她表示,咱们算了吧,分手吧,结婚对我们不合适,会影响你一辈子的。她当时没有说话,眼泪立即夺眶而出。我自己也觉得,自己说的是违心的话,因为爸爸的问题,当时还没有最后的结论,这样做有些太仓促、太残酷。之后,就再也不提这个想法了。而岳父岳母都是工人出身,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他们也是一头雾水,恐慌与茫然。于是,还专门找当时任派出所所长的朱凤琴的叔叔研究了一次。这位有资历的老共产党员说:常信爸爸的一般历史问题,将来不会有什么大事,不会影响什么。这个权威而公正的表态,也是成就我婚姻的重要的决定。
      我们的恋爱艰难地进行着。有一天,岳母和我说了一段话,令我终生难忘。她说:“常信哪,如果将来有一天,凤琴因为你爸的问题,党籍没了,你还能瞧得起她吗?”我眼含热泪告诉她:“不会的,我会永远地对她好。我还不是党员,怎么能瞧不起她;再说,我不是因为她是党员才喜欢她的。”就这样,我得到了岳父、岳母死心塌地的认可。我衷心地感激他们,一直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孝敬他们直到养老送终。
      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我们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提出1968年4月的结婚日期,老人们都同意,于是我俩喜出望外地领到了结婚证。在出版社同志们的策划下,我们决定举行“破四旧、立新风”的集体婚礼。其他两对都是鲁迅美院毕业的同学,一位是同届毕业一起分配到出版社的林英山,另一位是上届毕业分配到出版社的赵华胜。
      1968年4月21日,星期日,举行婚礼。我敢说这个婚礼比起现在所有的婚礼都新颖无比。没有成排的车队,三方的亲朋好友都是自己乘公交车集合到辽宁美术出版社的会议礼堂的;没有接新娘的婚车,朱凤琴是在她的女友陪同下,夹个衣服包从中华路的家里,走到出版社的;新郎新娘没有礼服婚纱,当时我们上街混在人堆里,没人认出我们是新郎新娘,有照片为证。婚礼开始,没有《婚礼进行曲》伴奏,而是全体起立,齐诵:“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又念了几段“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毛主席语录。客人们没有送红包的,议程里有一项是辽宁美术出版社全体职工赠送我们三对新人每家一个台灯,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午三家谁也没留来宾吃饭,来宾全都空腹而返,桌上倒是堆满了烟、糖、瓜籽和茶。没有请司仪,主持仪式的是我们的同学靳福堂;没有拜天地,当时肯定那是“四旧”;也没有拜父母,我的父母正在受罪,不能来;岳父岳母因为传统的习俗,也没有来;其他两家的父母不知因为什么也都没有来。
      我记得,最后一项是新郎新娘出节目。我唱了首当时最流行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还记得主持人靳福堂开了一个非常“严肃”的玩笑,令我们三对夫妇措手不及、无可奈何。三对新人参加结婚典礼,当然要佩带自己最珍贵、最好的毛主席像章。大概因为主持人离我们最近而产生了诱惑力,他灵机一动,在议程中加了一项:“新郎、新娘向主持人敬献毛主席像章!”当时我们毫无准备,每人只有胸前的一枚像章,大庭广众之下,谁能显得自己太小气,只好忍痛割爱乖乖把自己胸前的像章,都挂到了靳福堂的身上(见照片),引得大家哄笑不止。
      结婚时,我的家里非常困难,父母只寄来五十元钱和两套被褥;岳父岳母为我们买了一对木箱,还给我买了一块上海手表。我是背负300元外债结婚的,这在结婚后我才告诉妻子。婚后我们每月只有56元的工资收人,还要还外债。蜜月后没几个月,辽宁美术出版社的全体职工都随省直文化艺术系统到当时三好街的党校办学习班,我们开始了两地生活。在学习班上,每当看到一些老干部、老革命被当作“走资派”“牛鬼蛇神”挂大牌子批斗和拳打脚踢时,我自然就想起我的父亲,不知道此时他正在遭怎样的罪,心里非常的痛苦,但还要表现出革命的风貌,那是一段十分难熬的日子……
      风雨终于过去了,1972年我从盘锦的辽宁省“五七”干校调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馆美术创作组,成了专业画家;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国家的十年动乱;1977年我接到了我父亲学校的为父亲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书;朱凤琴在整党时转为正式党员;1980年我也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回首这段悲喜交加的婚恋,我常想,今后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发生了。我们的党成熟了,我们的国家富起来了。这两本结婚证,可以见证当年我们那简短的恋爱,简单的婚礼和简陋的生活。我们心心相印,携手走过了坎坷的人生旅途,却觉得患难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厚,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兑现了婚礼上亲友们深情的祝愿——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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