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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增长与制度变迁|人口增长过快的影响

    分类:心得体会 时间:2020-03-14 本文已影响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从汉代至明代为零,而人口增长又是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因此,人口增长相对停滞不前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人口增长;
    相对停滞;
    中国封建社会制度;
    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源自于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而“导致制度创新这一西方兴起的主要参数变动乃是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在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推动作用,那么人口增长在中国封建社会制度长期延续中的作用怎样呢?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大国在西方已跨入近代化时却迟迟没有发生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而进入近代社会呢?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那么中国古代人口增长有什么规律呢?人口增长是怎样的趋势呢?据周建明先生研究,中国古代人口增长有三个特点:起伏性、不平衡性、失控性。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中国古代人口增长的总趋势的话,就会发现,人口增长的总趋势从汉代至明代(1626年)基本上是停滞不前,虽有高有低,却始终维持在5000万左右,从明后期、清初期人口才开始迅猛上增。
     
        据袁祖亮先生的统计: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战国中后期——公元2年为4.5%;
    西汉至明朝时期为零增长。证明了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确实是停滞不前。这里必然导致出现一个矛盾,众多史家已经论证:我国古代历朝不是都很重视人口的生产吗?如《汉书·惠帝纪》:“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新唐书·太宗纪》记录贞观元年规定“诏民男二十岁,女十五岁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新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二年更规定:“男十五岁,女十三岁以上得嫁娶。”自此,宋、元、明、清没有哪一个王朝不采取政策来促进人口的增长,各类促进人口发展的措施在史籍里可以说是连章累牍。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古代人口增长自汉代至明代又还是零增长呢?导致这种人口增长的怪现象根源又何在呢?现将原因略述如下:
     
        灾荒。中国是一个多灾荒的国家,其发生灾荒的频率是高得令人吃惊的,据史学家邓拓《中国救荒史》统计,自秦汉至清代2340年间共发生规模以上的灾害4018起,可见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灾荒的严重性,发生次数平均一年接近两次(注:这还是有据可查的大灾荒)。且具有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等三个特点。灾荒导致人口死亡、人口下降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大幅度下降。如《魏书·宣武帝纪》载:“景明二年,……青、齐、徐、兖四州大饥,民死二十万余口。”明《昭代典则》载元顺帝事:“至正十八年,两河民流入京师,重以饥疫死者枕籍,宦者朴不花请市,地收葬之,前后凡二十余万人。”每次灾荒死亡人数多则几十万,少则几万数千人,可见灾荒减少了多少人口,严重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增长。另一份材料更是说明了这个原因,据统计:清代181年至1888年,灾荒死亡人数达6278万。
     
        战乱。在中国封建社会长久的历史进程中,战乱也是严重抑制人口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之一。战乱可分为三种:内乱、农民战争、民族战争。据梁启超、余天休统计: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内乱自公元前221年至1920年的2140年中共计160次,所费时间共为896年,平均三年一乱。死亡人数肯定令人瞪目。如唐代755年的人口是52919309人,安史之乱之后的761年人口就只有16990386人。损失的人口数目巨大。根据资料统计,自西汉末至清代共有245次以上的农民战争,其中大规模的共有24次多。农民战争死亡的人数更加触目惊心,除战争双方杀戮死亡的外,往往统治者占领一个地方后,都实行残酷屠城报复政策,不知又有多少的无辜百姓死于非命,如后汉光武帝战王莽于昆阳,死亡100万,三国曹操在彭城就坑杀数万口。民族战争典型的有:秦汉与匈奴,魏晋的“五胡之乱”,隋征高丽,宋与西夏、辽、金、元,元时征日本,明代的倭寇、北鞑、女真之战等,死亡人数也是巨大的。如士卒死者已达十余万。灾荒与战乱是严重抑制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造成人口锐减。
     
        瘟疫。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瘟疫的发生也是频繁的,死亡人数也是较多的,如《后汉书·钟离意传》载:“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以万数。”又《魏书·灵地志》载:“皇兴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
     
        政策。中国的赋役政策也对人口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是按人口或户数征收的,且负担很重,导致人们不愿增加小孩。另外“重农政策对我国历史人口的影响也是消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如贫困人家的晚婚,人为杀婴等。
     
        基于以上诸多原因,尽管封建统治者采取了促进人口繁荣的措施,如改革赋役制度,舍人税地,如明代的“一条鞭法”。或予以奖赏或由国家抚养,但实际上人口增长率是极低的,两千多年来是一个零增长。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人口增长是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即当人口变化向上增长时,就推动着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人口增长是通过土地相对短缺加剧引起变革的。”因为当人口增长时,就产生了对生活资料的压力。“最大胆的分子在生活资料的压力增加时不再愿意被奴役关系束缚住而外迁到新地去了。”而统治者“为了阻止他们土地上人员的进一步缩减,被迫对农民提出宽大的条件留住他们”。样就使原来制度基础的某些条件发生了变化,当“人口又开始增长时,它们便为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人口增长就成了推动制度变革与创新的动力。
     
        我们首先可以据此参数来分析西欧封建社会人口增长与封建社会制度变革的情况。西欧封建社会时期几个主要国家人口增长情况如下:英国1086-1500年人口增长为0.11%,法国1100-1500年为0.24%,意大利950-1500年为0.13%,等等。西欧封建社会时期大体上为公元900-1500年左右,以上数据基本上反映三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情况。由于“人口变化通过它对土地和劳动的相对价格的影响,在经济组织和所有权的变革中起着同样决定性的作用。”“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驱使居民以更集约方式来耕作现有的土地,或是移往比较贫瘠的土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值都发生了变化。”使得建立在原来土地上的封建制度发生了变化,同时,“人口增长了,地区的和区际的商业恢复了;
    新的技术得到开发,……封建制的一些典型制度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以及“随后有组织的市场和货币经济的扩张使产生了封建社会的那些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样,西欧的封建制度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由量变进入质变,跨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进入近代化的制度变革过程中,人口的增长又是飞速的,如英国从1500-850年就增长了6倍多。
     
        通过对中西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的对比,我们可得知,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自汉代至明代(1626年)人口增长率为0,而英国为0.11%,法国为0.24%,意大利为0.13%。很显然,中国人口增长长期相对停滞不前失去了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力。再根据最先跨入近代化的英国与中国同期人口增长的比较,1500-1850年,英国人口增长到6.7倍,而同期中国人口增长却只有4.7倍,此时的英国发生了人类史上第二次经济革命——工业革命,而中国则经历了资本主义的缓慢萌芽。
     
        最后,还可对比一下中西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的起伏性,西欧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增长大的起伏下跌时期只有一次,即14世纪初到15世纪中叶前后,而后从1500年开始,人口处于持续增长。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自西汉至明代,大的下跌时期就有7次之多。人口增长起伏要复杂得多。如前所述,正是由于中国的战乱、灾荒比西欧封建社会国家要多得多,重农政策与西欧的重商主义也有不同的效果。尽管欧洲瘟疫要厉害些,范围波及大,但不频繁,仅在14世纪中期发生了一次大的鼠疫。而中国的瘟疫虽是范围小,却频繁性高,当然造成的危害要大一些。且往往中国的人口增长有这样一个规律,“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特定的农业人口的增长超过了一个特定的‘最多了限度’,那么,发生大量夺去人口突然性灾难的可能性也就增加。”确实,抑制人口增长的灾难总是出现在中国人口增长的某一个特定的上升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始终循环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危机之中。一千多年来,人口始终徘徊在五千万左右。
     
        本来“技术进步总是使最高人口有所增加,并且对某一具体人来说,总是为它提供一种提高生活水平或增加人数的机会。”作为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在封建社会时期,其技术进步是世界有名的。但是,当人口增长到有限土地不能充分供应食物的程度时,只有几种办法可以解决人口问题:战乱、灾荒、瘟疫,以及移民与制度变迁与创新,而中国的人口似乎总是选择了前三者,抵消了技术进步带来增加人口的动力。但不是说中国人口增长没有选择移民这条途径,据李前先生考证: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社会人口长期以来是相对滞流的,其根源是地理因素,民族文化的影响,周边少数民族的限制,重农政策等等,相对西欧封建社会时期来说,流动性要少得多。这里,我还要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短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由于战乱、灾荒或统治者的干预才出现的,与西欧封建社会时期人口流动,“由于人口增长的最终引起人口拥挤以至当地收益递减,”造成移民的原因不一样。结果由于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就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中,人口增长对制度创新的压力就得到了缓解,以致长期以来制度变革总不能发生质的变化,进行创新,跨入一种全新的制度中。
     
        诸多的因素影响及因素的变化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中的长期趋势中必然导致一种特定的人口增长模式,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增长长期相对停滞不前,使之失去了推动封建制度变革的作用,尽管诸如农民起义强大的外力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但依然没有打破中国的这层封建外衣,出现制度创新,但并不排除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短期增长中发生一些制度变革与创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汉至明代中期的人口发展过程的几次人口增长,而导致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一些变革。如隋唐时期,当人口处于上升的前期而出现“均田制”的变迁,以及“租庸调”赋役制度的变革,中国的封建制度随着人口增长而发生变迁,但同时也因人口的暴跌,造成封建制度的不稳定性,反反复复在原来的基础上调整、变革,却始终跳不出旧的框架。
     
        而另一类则是自明朝的中后期到清代,人口的增长发生了突飞猛进,人口一下子由1500年92百万增至到436百万,增长到4.7倍,而这段时期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社会制度开始有了一些质的变化,如“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手工业制度变革。人口增长不再是停留在五千万左右,人口增长的作用开始体现出来,可惜,一场西方列强的入侵中断了中国人口增长对制度变革与创新的动力作用,从而使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由封建社会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的长期相对停滞不前使它失去了制度变革与创新的动力作用,导致典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模式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得到了长期延续。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华夏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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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邓拓.中国救荒史[M].北京出版社,1998.
        6、赵文林,孙淑君.中国人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王跃生.我国古代重农政策与历史人口[J].争鸣,1989(1).
        8、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革[M].商务印书馆,1999.
        9、汤普逊.中世纪经济史[M].商务印书馆,1993.
        10、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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