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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社区在反邪教斗争中的战略地位

    分类:新春 时间:2020-03-22 本文已影响

    社区与反邪教斗争 ——社区在反邪教斗争中的战略地位  
    一、社会与社区  
       社会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我们所说的社会,是人类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只有具体的社会,没有抽象的社会。人们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方式演进的科学论断,将社会基本形态概括为五种: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为其初级阶段,我国目前的社会形态为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  

    社会的特征主要有:⑴它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社会由人群组成,但不像动物结群那样生活,人类社会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组织起来的,而只有人类社会才有文化。⑵从事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特征。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进行生产。⑶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都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最大社会群体,它独立存在,不从属于其他任何群体。⑷具体社会有明确的区域界限,存在于一定空间范围之内。⑸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社会的又一特征。任何一个具体社会都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
    同时它又和周围的社会发生横向联系,具有自己的特点,表现出明显的非连续性。⑹社会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它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有机体”,能够主动调整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社会变革)。社会之所以能够自我调节,因为社会具有整合的功能、交流的功能、导向的功能、继承和发展的功能。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类一代代更替频繁,而社会则  

    是长存的。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通过社会而得以积累和发展。  

    “社区”一词,原为德文,源于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指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其基本要素有:⑴有一定的地域;
    ⑵有一定的人群;
    ⑶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及相应的管理机构;
    ⑷有满足成员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各种生活服务设施。这最后一条是非常重要的,连最原始的村落社区,也有这种设施。如有共同的社神,作为精神寄托、文化娱乐、物资交流场所;
    有共同的水源、井、泉之类;
    有磨、碾等食物加工工具。中文的“社区”一词,是我国学者20世纪30年代从英文中意译而来的。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 家梁漱溟 先生就在我省邹平县搞过“乡村社区建设”试点。1997年我国民政部适应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  

    社会学家提出“社区”概念,虽然至今才有116年的历史,但社区现象的存在却是古已存在的,已有久远的历史了。社区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农业发展的产物。从事农业的先民们需要定居在某个区域,于是出现了村庄这样一类社区。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又出现了城镇社区。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进入城市化的过程,才出现了大城市、大都  

    会社区。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最大群体,社区是地方社会或地域群体。社会是社区的放大或有机集结,社区是一个个规模不等的小社会,是整个大社会规模不等的缩影。观察和研究社区,是观察、研究社会这个庞然大物的起点。一般地说,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在一个具体的社区进行。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病态,都会在一个个具体社区里有所显现。与整个大社会相比,社区显的具体可感,社会问题也易于把握。邪教问题也是如此,把握了邪教在社区存在及活动的特征,对社会上的邪教问题也不难做出正确  

    的判断与理解,在这种基础上做出的社会防范治理措施,将更科学更可靠  

    更具有可操作性。  

        邪教存在于社会,邪教成员潜伏或生活在社区。社区具有的功能,诸如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维护社区稳定、保障社区安全)、社会福利保障功能、社会参与功能等,决定了社区在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的犯罪活动中,具有治标(防范控制)和治本(安置教化)的双重作用。  

    把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的工作纳入社区工作范畴之中,是一项长  

    治久安的战略性的大决策。  

    二、依靠社区稳定社会、促进教化,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历代相传的乡约制度,其内容与做法与现代社区服务要求有共通之处。最早记载中国礼仪规范的《周礼》(相传为周公所作)中就有乡里敬老、睦邻的约定性习俗。以孔子之贤,在“乡党”面前也显得温和恭顺,言谈也比较谨慎,不敢稍有放肆(论语乡党篇)。明、清两朝在地方上正式推行《乡规》、《社约》。历史上的乡约制度多是为剥削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传统的社会美德。《宋史、吕大防传》有较详细的记载。北宋哲宗时的宰相吕大防说:“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  

    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再如,起源于商鞅变法的保甲制度,在中国大地存在了两千多年。公元前359年商鞅第一次变法,第一项内容便是重编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作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如不告发,连同受重罚。这是残酷的统治方法,但在贵族领主役使下的大量农民因此得直接作为 国 君的民户,对于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是有进步意义的。北宋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以十户组成一保,五十户为一大户,十大户为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由主户中“物力最高”和“有才干心力者”为任。主客户有两人以上者,都要抽一人作保丁,训练武艺。每大保每夜轮流五人巡察,遇有盗贼报大保长追捕。同保内犯有抢盗、杀人、谋杀、放火等案,知而不报,连坐治罚。保内如有强盗三人  

    以上居住三天,同保邻人虽不知情,也要治罪。  

        乡约制度和保甲制度相比,乡约重在教化、劝诫、激励;
    保甲则重在强制、防范、惩罚。其中,当然应该包括对在统治者看来怀存不良政治图  

    谋以妖言惑众乱世的邪教的防范与治理。  

        从清代开始,把治理邪教纳入到保甲制度之中,成为清朝统治者惩治教门的有力手段。《大清会典》明确规定查拿教门是保甲长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对邪教与私立名色、敛财聚众等事,以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牌头、甲长、保正有责任及时查报,如有玩庇要负连累之责。《大清律例》禁止“师巫邪术”条规定:“里长知而不管笞四十。”乾隆在西南大乘教案、王伦清水教起事后,都曾要求各地积极推行保甲,查拿教门。嘉庆同样认为保甲是惩治教门的良策,屡次谕令清查保甲。嘉庆二十一年谕令:“对教门逃犯举首十户并赏,窝藏之家与叛逆同罪,同牌十户连坐。”  

    为防止里长甲长容留隐匿弊端,该年又实行保甲连名互保的办法。  

        清代统治者之所以强调保甲在治理教门中的作用,是因为他们认为,保甲之法深入到每家每户,连环相结,“民间户口生计,人类良莠,平时举可周知,惰游匪类,自无所容;
    外来奸宄,更无从托迹”;
    里甲长害怕株连,就不会不报;
    只要实行保甲,“邪教”完全无法藏身,“如果地方人人勤勉,治一县如一里,治一府如一县,推而至于各直省;
    则烛照数什,  

    奸徒将何所托足”?  

        当然,我们目前实行的中国特色的社区制度,与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乡约、保甲制度有本质区别,不可同日而语,但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问题,注重发挥社区的作用,对我们现今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的犯罪活动有借鉴  

    意义,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三、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把社区推向反邪教斗争第一线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的目标模式。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控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利用市场对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实践证明对这种目标模式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许多专家指出了市场的局限性:⑴市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但它不能保证竞争能力的平衡,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弱势群体,并且市场没有办法来保护这种社会弱势群体,实践证明“法轮功”等邪教成员绝大部分是从弱势群体产生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弱势群体邪教便没有存在的基础。⑵市场不能满足公益事业的发展需求,市场是趋利的,公益事业不赚钱,那些不赚钱或者赚钱少的地方,当然不会有人投资。健身场所、文化娱乐场所的匮乏,邪教正好可乘虚而入。⑶市场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社会交往和情感方面的需求。市场化带来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居住方式的多样化,在“单位”大院之外逐渐发育成一个社会空间,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城市社区,城市人从此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社区人),过去那种依靠单位来整合的机制正在渐渐失效,这就需要由一个相应的机制来整合和重构。否则,人们便会盲目地去追求社会交往和情感的满足。稍有不慎,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介入,便会形成社会病态群体甚至邪教。当然,市场的局限性带来的问题,政府有责任解决,但群众的需求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的,并且伴随着大量的组织工作,单靠政府也是难以奏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推出不该管的、也管不好的居民生活领域,让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成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正是社区可以提供给人们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平台,从而使社区成为最能体现以人为本价值观的载体,成为调解和维系社会秩序的最基层单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9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把居委会(社区)定为“居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城市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天下没有比“造城”更能拉动经济发展的载体。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趋势。但是,跟所有高速发展的事物一样,在城市化的道路上也潜伏着许多的风险。城市的迅速膨胀,大批新市民涌入社区,为提高城市居民的文明素质带来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如果做得不好,会带来诸多的“城市问题”,其中,封建迷信思想的泛滥,甚至邪教的滋生蔓延都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提高城市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重任,落在了社区身上。城市化带来了“城市问题”,良好的社区设施、完善的社区机制,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保证  

    条件。  

        市场的局限性带来的问题,城市化带来的城市问题,是社会转型中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的问题,但同时也是邪教滋生蔓延的条件和契机。这些问题,依靠社区机制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因此,要实现现代化,就不能不重视社区;
    要保持社会稳定,就不能不重视社区;
    要有效地防止邪教滋生、为害,就不能不重视社区。社区是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的第一道防线。当前反对“法轮功”邪教的深挖打击、防范控制、宣传揭批、防止反复等各项任务,只有在社区真正得到落实,才能  

    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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