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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原简答题和论述题_“先锋派”没有死,只是马原老了

    分类:十月思想汇报 时间:2019-05-21 本文已影响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的下午,在沈阳桃仙机场,一对在QQ上聊得火热的网友此刻呆呆地望着对方,感觉竟是那样的恍惚……  然而,这一对网恋男女却是幸运的,他们不仅相恋了,并且结婚了。这看上去多少有些令人费解,毕竟,男人比女孩子大了二十九岁之多,而且男人并不是一个大款,与那些可以置换成春药的权力也远隔千山万水。说白了,男人只是个写东西的家伙,或者说,他只是个作家,尽管在将近三十年前,他曾经算是所谓“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这看上去并不能为他增加更多砝码,因为眼前这个来自彩云之南的女孩子显然对什么是“先锋派”文学不感兴趣。是的,她感兴趣的只是她面前站着的这个自称叫洪峰的男人。没错,男人叫洪峰,作家;女孩子叫蒋燕,学生。
      相比于当年阅读洪峰的小说,我对于作为男人的洪峰其实更感兴趣。毕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洪峰等“先锋派”代表作家们玩得风生水起的年份,我还是一名爱好文学的懵懂少年,面对蜂拥而至的各种文学流派、各种小说样式,我怀着的是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同时也抱有一种“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的好事心理,总惦着能有更“爆炸”的东西冒出来,越拽越好,越离经叛道越好。所以,当后来某些论者操着“正统”的大棒借助于媒体舆论乃至于行政手段对“先锋派”文学横加指责痛下狠手的时候,我其实是不觉得意外的,我并且天真地相信,“先锋派”也好,“现代派”也罢,根本就不适合中国这块土壤,因而只能像某些论者所言,根本都是“伪现代派”。中国的文学就是乡村的,就是柴米油盐的,就是下里巴人的,就是“脚踏实地”的……这想法一直到我真正成年后才被彻底打破,我发现,说中国这片土壤不会产生真正的“现代派”文学,原本就如同说只有纽约和东京的土地才配建摩天大楼一样可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无疑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滥觞之际,事实上,所谓的“先锋派”文学差不多就是八十年代中期那两年挤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仅以1987年5期的《收获》为例,我们看到的是洪峰的《极地之侧》,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还有张献的《屋里的猫头鹰》、色波的《圆形日子》,差不多是把“先锋派”一网打尽。与此同时,《人民文学》也推出了刘索拉的《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再加上之前不久出现的莫言的《红蝗》,何立伟的《白色鸟》,赵玫的《河东寨》,残雪的《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忧愁》,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徐晓鹤的《达哥》等等,几乎可以说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先锋派”文学便完成了一个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应当承认,与西方现代派作家相比,中国“先锋派”作家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并非来自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理论的接受,而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井喷般翻译引进的西方各种现代流派小说中直接汲取营养。“先锋派”作家们几乎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卡夫卡、凯鲁亚克、博尔赫斯、伍尔夫、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这也成为后来某些人指摘“先锋派”为“伪现代派”的一条重要理由。事实上,历史上的西方许多作家都不懂俄语,他们对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完全来自于翻译作品,而诗人叶芝终其一生都是通过翻译作品来阅读他最喜欢的希腊诗歌。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和模仿不能成为攻讦和否定某一种文学流派的理由,这原本属于一种常识,但在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此类理由却恰恰是我听到的一条对“先锋派”文学的似乎最强有力的攻讦。
      所以,当洪峰以文学以外的方式重新进入新闻话题的时候,有人谈及这位昔日的“先锋派”文学的猛将时往往语带奚落,拿出其在沈阳行乞以及在云南被打事件作为引子,捎带脚儿地把当年的“先锋派”文学也一同揶揄一番,其语言之轻飘令人发指。却从来没有人愿意认真了解,洪峰的行乞与被打原本都是因为他要养活并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蒋燕。
      没错,如今是“好看小说”大行其道的时代。当某些时尚报刊将当年的“先锋派”文学代表作家冠之以“南帝苏童、北丐洪峰、东邪余华、西毒马原、中神通格非”,并将其称之为“文坛射雕五虎将”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赋予了这几个人一种消费主义的符号。换句话说,有些人如今要把他们摆到桌面上来谈,是要试验一下这几个人还有多少卖点。于是就有聪明人借着“西毒”马原的新作《牛鬼蛇神》的出版,搞了个马原、余华、格非、洪峰聚首对谈。谈了些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这一谈就有了新闻可抓。于是余华就谈到:“最近一段时间文学出了一件大事,就是马原的《牛鬼蛇神》来了。”余华还说当他听到马原要出这部长篇小说时,他用来形容心情的一个词是“晴天霹雳”。事实上,有许多人在没有认真阅读作品的情况下就开始为这部书摇旗呐喊了,据说出版商甚至想在人民大会堂搞活动,但之后不知为何没了下文。
      我是在刊物上读到的马原这部作品。因为刊物是分成上、下两部分连载,使得我自然地对作品有了一个简单的判断指标,那就是在我读过上半部分后,是否万分迫切地想要读到下半部分。遗憾的是,我没有这种迫切的感觉。遥想当年阅读《上下都很平坦》的情景,我一时搞不清楚是马原的作品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我变得对出版物上的文字过于淡定了。
      说实话,《牛鬼蛇神》不像是马原鼎盛时期的作品,也不像是他刚刚步入文坛时候的作品,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是属于六十岁马原的作品,作品给我的感觉是——马原老啦!
      从某种意义上说,年长的马原是矛盾的,对于这部他事隔二十年后写出的小说,我感觉他有点儿像是一位护犊子的老人,孩子的好坏是非已然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他要千方百计呵护好自己的这个孩子,他不想听到别人说这个孩子一个“不”字。然而,《牛鬼蛇神》能否像马原此前自己预想的那样,是接近“一本像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一样大、一样厚的‘大书’”呢?至少在我看来,马原的这部书是难以做到了。
      事实也证明,小说的出版并没有掀起预想中的惊涛骇浪,人们更多关注的还是作者马原的近况以及其所代表的“先锋派”文学的前世今生。于是,显然受到了某种影响的马原自己说,他写小说四十多年了,早就不再试图从作者的直接经历、感受去看小说。“我的故事(《牛鬼蛇神》)里一定有我思考的痕迹,可是小说里基本上没有对手戏,没有情欲,没有任何流行的价值观,我个人的经验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实际上,对于每一位读者,或者日后要读它的人,最大问题不是‘这是不是马原写的’,而是‘为什么马原会写成这个样子’。我甚至觉得这部小说没有一点可能引起大范围公共兴趣的元素,所以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挺悲观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知音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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