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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士风裂变与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 幻想三国新国士诸葛亮

    分类:实习周记 时间:2019-04-07 本文已影响

      摘 要:在汉代“察举”和“征辟”的选举制度下,士人被深入地纳入国家体系中。但是随着东汉王朝的衰微,士人面临形势的改变,于是开始在黑暗、混乱的政治中挣扎,寻求新的思想体系,士之个体自觉被唤醒,士风发生了裂变,并形成一种新的处世模式,隐逸之风盛行。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诸葛亮也深受此影响,从诸葛亮对隐与仕的选择中,我们也可窥探出当时士人们对于隐与仕的态度。
      关键词:汉末;士风;诸葛亮;隐与仕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064-03
      
      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一套新儒学体系—“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在其理论体系中千方百计拔高、神化皇帝,因此确定的“君权神授”自然成为“天人感应”的核心内容,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另外,董仲舒将“礼”纳入体系,在天人、礼的面前,人就变得渺小了,只有依附君主,融化于群体之中,个体的价值才能得到确立。而如何才能使个体有效地服务于专制政权呢?即“崇教化、立学官、察举征辟、建立文官之制”,士人由推荐考核而入世干进求禄,建功立业,它不仅是为专制皇权提供行政支柱,而且也成为士大夫确立自身价值的主要途径。
      一、东汉末士风之裂变
      在新儒学的影响下,君与士找到了和谐点,士人积极投身仕途,在政治中寻找自身价值。但是到了东汉末,情况却发生了转变,由于种种原因,皇权和儒学都走向衰落,士人陷入了混乱、迷茫之中,士风开始发生裂变。
      (一)士风裂变的原因
      1、皇权异化
      东汉后期王朝衰落,政治黑暗。“东汉中后期与西汉及东汉前期的政治状况最本质的差别,在于君权的危机和君主地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东汉中后期政局始终在四种力量的斗争中动荡,一是君主,二是宦官,三是外戚,四是士族”。这句话准确的说明了东汉政局。
      东汉王朝不稳定的必然性首先体现在统治者身上。东汉后期皇帝在章帝以后多年少继位,如安帝即位时13岁,顺帝11岁,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献帝9岁。帝少不更事,必然寻求庇护,大权旁落在所难免,这就造成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现象。
      君主年幼,只能听从于太后及其代表的外戚。例如年幼的冲帝在梁太后及其兄梁冀拥立下即位,此后梁冀几乎独霸朝政,没人敢和其抗衡。少帝即位后,何太后掌政,其兄大将军何进掌权。但幼帝稍大便欲亲政,于是亲近宦官,依靠宦官力量打击外戚。梁太后去世后,桓帝和宦官单超密谋发动政变,梁冀自杀,此后宦官力量压过外戚。灵帝时对宦官的宠幸更加厉害,窦太后之兄窦武结合太傅陈蕃,密谋铲除宦官,事泄惨败,更爆发了知识分子的悲剧—“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力量达到顶峰。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的往来厮杀就不曾终止,并愈演愈烈,直到汉末双方斗争终于引来地方军阀势力。外戚与宦官的争权斗争使皇权发生异化,皇帝权威瓦解,政治混乱不堪,失去依托的士人陷入艰难境地。
      2、宦官迫害
      面对宦官专权,作为政治文化精英的士人,在皇权盛时的崇高地位受到动摇,无论是出于心中失落,还是由于所受教育赋予的责任感驱使,与宦官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却遭到极大的打击与迫害,即“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儒者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收系狱中,后因同情党人的外戚窦武的营救,得免杀身之祸,但被放归田里,禁锢终身。第二次即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的那次,陈蕃死后,宦官又诬告党人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灵帝下令逮捕,并由此扩大到搜捕各地党人,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杀,受牵连禁锢、死徙者约六七百人。熹平元年,迫害再次升级,宦官四处逮捕党人,太学生、郡国生徙千人,三万太学生敢持异议者无一幸免。熹平五年,灵帝又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族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党锢之祸使众多儒者遭到波及迫害,无论是在精神还是身体上都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想起便让人心惊的党锢之祸无疑让士人对政治失去信心,对统治者充满不信任。
      在东汉后期,为什么会出现宦官祸乱朝政的局面,金春峰先生在《汉代思想史》中阐述了皇帝选择信任宦官的心理,“宦官本是皇帝的奴仆,并非一种政治力量,但在一定条件下,它又代表着皇权最黑暗腐朽的方面,成为皇权最为放心最为亲近的势力。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分离组合中,惟有宦官是与皇权共存的”。宦官是皇权的寄生者,两者一荣俱荣,宦官就等于皇帝自己,永远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而相对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独立士人,皇帝则表现出了警惕。
      3、儒学衰落
      东汉政权的衰落,使其依附的两汉经学同样面临危机,走向衰落。
      (1)经今古文之争。儒家经学的典籍,在秦始皇焚书之时,六经首当其冲。武帝崇儒,立五经博士,传业者甚多,所传为汉初隶书所写,故曰经今文学。到成哀之时,刘向、刘歆父子相继校书,发现了用以前文字所写经书,称为经古文学。此后各方学者便各执一方,开始了经今古文之争,古文学得到传播,地位开始提高。肃宗“诏高材生受《古文尚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于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可见统治者对古文经学的拔高,打破了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
      (2)两汉经学自武帝独尊儒术后,出现了“空守章句师说以至烦琐迂阔”的趋势。《汉书?儒林传》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府,劝以官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到东汉这种风气更是变本加厉,《后汉书?郑玄传》曰“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3)谶纬神学对经学的影响。两汉董仲舒的儒学理论是儒学和五行学术糅合的结果。“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都参杂了神学的荒诞色彩,以援天道来正皇统。“近人梁启超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祖述阴阳家言者几居半”。关于“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有征验之书,可见是预言的意思,对于借神当权的统治者来说是十分欢迎的,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虚玄之论来正言。《后汉书?张衡传》言“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虽也有不少儒者排斥,但至章帝于白虎观集儒者刊定儒家经典之后,谶纬与经学就形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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