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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事会旧刊 [旧刊今识:关于苏俄问题的一场大讨论]

    分类:实习报告5000字 时间:2019-05-14 本文已影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即将夺得全国政权前夕豪情满志道出的一个事实。其实那声炮响,不仅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巨大影响,而且从此之后,这个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国家政权的一言一动,都引起中国不同思想文化倾向人士普遍而热切的关注。怎么看待评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自然而然成了报刊的热门话题。除了介绍,更多是讨论,如1920年12月《新青年》《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罗列的不同观点中,曾经谈论社会主义的张东荪因陪同罗素去内地旅行看到“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主张要救中国只有“增加富力”“开发实业”一条路,“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因此而引出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等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驳,认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达到国富民强,决不可走资本主义之路。除了较早正面肯定苏俄的《新青年》,稍后在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以及国家主义的《醒狮》等刊物上,则有不少否定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秦抱朴及其好友芾甘(即巴金)等积极分子。不过相比之下,都没有1925年10—11月《晨报副刊》(下简称“晨副”)讨论那么集中,有影响,所以本文便以此为据展开阐述。
      晨副一向重视苏俄问题,如1923年11月8日的“俄国革命纪念特辑”中包括张国焘在内的四位作者,无不热情地赞颂十月革命,次日时为中共中央委员的高君宇有针对性的《“赤色帝国主义”么?》一文则鲜明提出:“中国应排除一切疑念及阻碍,毅然与劳农俄国为第一朋友”,并在蒙古、中东铁路问题上极力为苏俄辩护。然而五天后,抱朴便根据自己在苏俄共产主义大学二年学习之体会发表《忍不住了!——赤俄对于中东铁路的阴谋》反驳高文。文末记者附白:“关于此类问题,本刊极希望熟悉中俄两国国民性,而又能根据事实,不发客气用事的论调的先生们出来讨论”。奇怪的是,记者号召讨论后一年多,刊物竟毫无反应,直至1925年初,才又陆续出现介绍评论列宁、托洛茨基的文字。3月又集中刊出美国社会学家华德博士来华各类演讲,其中就有21日特刊的《新俄对共产主义的试验和我个人的感想》、23日的《苏俄伟大之实验和我个人的印象》、27日特刊的《列宁与甘地》等以及对其的质疑。5月24日北大吕漱林公布一封《苏联大学生通信——关于托尔斯泰事件》,该信作者索尔金针对焚烧托尔斯泰书籍事件的传闻,坚决否认:“苏俄政府绝对没有烧过任何一本书,即使是仇视我们攻击我们的。”此信引出了6月4日吉林鲁智的《欠夹斯脱的口供》(“欠夹斯脱”即苏俄的国防政治处),指出“列宁夫人曾发布命令,着各地图书馆,焚毁一部分托尔斯泰的著作,与其他政敌的书籍”,并举“在列宁党的专制政治下,没有一种不是政府的机关报”的事实是又一有力佐证。作者还以喀琅施塔得暴动时革命群众要求“劳动者,农民,无政府主义及其他左派社会主义者,应有言论与出版等自由”为例,进而证明:“一党专政的苏联政府,对于劳动群众的革命要求也用枪炮子弹去答复他们!”6月7日吕漱林又有《致吉林鲁智君——关于“托尔斯泰事件”的讨论》,辩称“大凡在每一种政治改革的过渡时期尚未完全达到修明时期内,每一种得胜利的政党都是要采用专制的手段的”,因此希望,“能以己党的势力来用专制的手段去统治全国的真正政党,如俄国的共产党是的(注意,此处只是说精神和手段如共产党,并不是主义)”,那么中国就不会出现当时那么多的内忧外患了。虽然他不是指“主义”,但是当年与列宁有共同信仰的中共确也当之无愧。6月19日鲁智《苏俄焚书事答复吕漱林的质问》,除了大量引用无政府主义刊物《民钟》第11期里《柏林的安那其报告录》所揭载的苏俄焚书的大量事实,针对吕文呼唤中国应有实施专制手段的政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还发现,“法西士特与列宁党一样,完全采用政党的专制手段。莫索里尼说:‘战后的伟大经验,已宣告自由主义破产。现在俄罗斯与意大利两国,已没有自由主义的踪迹。共产主义与法西士姆,完全与自由主义无关’(见该党机关杂志Gerarchia)试问现在俄意两国采用政党专制政治,难道已铲除了什么党祸?”所以他认为“政党独裁政治实在是骚乱社会的动力”。而中国就是例证,不仅各党派和军阀“都想借外力达到专政欲,甚至口里大喊打倒帝国主义的政党,也想假借俄国赤色帝国主义的势力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此文之后对方未再回应,而鲁智于7月11日和7月31日还先后写了《列宁主义与官僚主义》、《列宁党与农民问题》,继续批评苏俄。
      就在鲁、吕为托尔斯泰事件争论时,徐志摩正在晨副连载他的《欧游漫录》共12篇,虽说“欧游”,实际仅限于由西伯利亚至莫斯科的沿途见闻,并未对这个国家社会做深入观察。只有8月1日的第11节是有关托尔斯泰的专章,说是在出国前就从《东方杂志》了解到列宁夫人起诉托尔斯泰的新闻,“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窪(按: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是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得想法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板,现在的书烧化成灰,这灰重做纸,改印列宁的书。”诗人不信,以为“又是美国人存心诬毁苏俄的一种宣传”。但此时又听到托洛茨基因写《十月革命》一书而上法庭并被软禁的消息,便觉得传闻不假,“这样看来苏俄政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这次亲身来到莫斯科拜访了托翁的大女儿,问起焚书事,她未正面回答,“只说现代书铺子里他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施妥奄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问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作家,她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她还诉说了这几年的困难生活……这便使诗人相信此前消息传闻是真实的。不过最后她却高兴地说,“我下星期就得到法国去。那边请我去讲演,我很感谢政府已经给我出境的护照,你知道那是很不易得到的。”看来诗人无论如何想不到此刻的苏俄政府还是手下留情的,因为此后远比当年列宁对文化人的迫害更加赶尽杀绝的在自己的祖国还大有人在。
      7月底徐志摩欧洲倦游归来,《晨报》主笔陈博生便要他“履行前约”:编辑副刊。于是诗人信守诺言,于10月1日正式接编,并恢复《晨报副刊》原名。(当时同为《晨报》副刊性质的还有陈博生以渊泉之名亲自主编的“国际”、刘勉己主编的“社会”以及“家庭”等周刊,与晨副交叉出版。)在题为《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的发刊词里自我表白,“有思想人唯一的目标是要激动一班人的心灵活动,他要叫你听了他的话不舒服,不痛快,逼着你张着眼睛看,笃着你领起精神想;他不来替你出现成的主意像政府的命令,或是说模棱两可的油话,像日报上的社论……他第一叫你难受;第二叫你难受,第三还是叫你难受。”看来,编者心气颇高。最能凸显其心气处,当属这场产生很大影响的苏俄问题大讨论,讨论首先因6日“社会”周刊陈启修《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一文引发,8日晨副张奚若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回应,二天后勉己也在晨副刊出《应怎样对苏俄?》,因而此后讨论便以徐志摩的晨副为中心,勉己的“社会”周刊积极参与,甚至专辟三次“对俄问题讨论号”。“国际”周刊偶尔涉及。讨论持续两月有余,共发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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