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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罪与罚:“秋瑾案”涉案人的清算与救赎 满江红秋瑾

    分类:实习报告1000字 时间:2019-05-14 本文已影响

      1907年7月15日晨,清政府以试图谋反的罪名将鉴湖女侠秋瑾杀害,既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明白宣布罪状。秋瑾,一个30岁的女性因为政治原因而就义,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而清政府在没有确供、没有实据的情况下就将秋瑾杀害,更是招致舆论一致质疑和谴责,普遍称为“秋案冤狱”。红颜喋血,以身殉国,在晚清女性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下,犹如疾风中的白露,在社会上卷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
      当时的社会舆论虽然还不至于敢公开反清,但策略性地抓住“秋案”的性质、程序等细节问题大做文章,对参与制造“秋案”的涉案人口诛笔伐。《述浙省官吏之罪状》更是严厉谴责“杀人以媚人”的浙江巡抚张曾敭、“戕无辜之国民”的绍兴知府贵福、“纵部兵以肆淫威”的标统李益智。而对于间接杀人的告密者袁翼、胡道南,还有从中怂恿撺掇的巡抚幕僚姜梅簃、章介眉,甚至远离秋案的汤寿潜等人都遭到了舆论的谴责。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贵福等涉案人犹如过街之鼠胆战心惊。让人感到些许欣慰的是,秋案涉案人似乎都得到了各种形式的清算和惩罚。秋案涉案人的经历和起浮见证了晚清民初的乱和动荡,也完好地映现出其时的社会心态和文化氛围。
      一
      在秋案涉案人中,民愤最大的莫过于一手制造“秋案”的绍兴知府贵福。这个秋案的罪魁祸首因此声名狼藉,自知难于再在绍兴立足,也难容于后世,为了逃避惩罚易姓改名,东逃西窜。在很长时间内“人间蒸发”般消失在历史深处,只可惜机关算尽也难逃命运的惩罚。
      从贵福当时的社会地位和一生作为来看,他根本算不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唯因其主谋杀害了秋瑾,才在历史上留下罪恶的一笔。贵福的生平经历,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注意,其本人在入民国以后又对此刻意掩饰,因而历史文献中有关贵福的记载颇为少见,已知的一些材料也较为零乱,有些说法还相互矛盾。
      贵福,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是香山健锐营镶黄旗人,蒙古族,同治二十一年(1895)以进士第二名身份进入翰林院,也是香山营旗中唯一考取满族进士的人。贵福是在秋案的前一年被任命为绍兴知府的。贵福和秋瑾其实并非有些人说的素不相识,相反在“秋案”之前,贵福和秋瑾其实是有交情的,甚至可以说交情不浅。晚清社会改革已成风潮,而秋瑾主持的大通学堂正是当时绍兴风气革新的一面旗帜。贵福作为地方官常去大通学堂,甚至还以秋瑾的字“竞雄”为名题赠对联“竞争世界,雄冠全球”。据说为了掩护革命,秋瑾还叫他“寄父”、“义父”。但是1907年7月初,徐锡麟在安庆起事后,官府查获了秋、徐之间联系函件。再加上据说是胡道南等人关于秋瑾“私藏军火”的告密,7月13日下午,贵福下令包围大通学堂,拘拿秋瑾。并且,会同会稽、山阴二县县令连夜“三堂会审”。为了获得证供,也是贵福下令对秋瑾严刑逼供,并且搜查秋瑾祖宅的。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捉拿秋瑾,贵福也有过迟疑,一则自己与秋瑾毕竟有些关系,二则秋瑾在绍兴享有很高声望。但也正是担心日后秋瑾一案牵涉其本人,为了保密同时也为了避嫌,贵福从杭州搬来了清兵。
      清兵就位后,贵福按兵不动,显然对捉拿秋瑾心里没有底。对贵福的担心与恐惧,张曾敭也大加斥责:“派去兵队,系为拿匪之用,岂为府县看家,种种畏葸,办理乖方……若再因循误事,非我所能宽贷也。”正是张曾敭的来电,促使贵福最后下定决心拘拿秋瑾。令人意外的是,秋瑾被捕后,拒不招供。贵福受舆论攻击不已,也深以当时没有确证为忧。因此对被捕的大通学堂学生及教员程毅等六人严刑逼供,“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试图在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终无所得。
      秋案事发以后,民论四起,舆论对这个女子又充满了同情。这让贵福感到极大压力。而秋瑾“义父是我同党”孤注一掷的乱供则让他真实产生恐惧。因此,贵福希望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进紧了结此事,于是亲拟电报致张曾敭“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得到批准后,贵福立即下令将秋瑾处死。
      贵福以为杀了秋瑾就终结了一个麻烦,谁知这给他带来另外一个更大的麻烦。而且这个麻烦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对于贵福拿办秋瑾,舆论已有怨言,而贵福在无确证的情况下杀害秋瑾则彻底激怒了舆论。为了平息众怒,贵福抛出了《绍狱供词汇录》,但《申报》在刊发时配发的编者按中公开对这个供词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虽然贵福一直在混淆视听,推卸罪责,但此后发现的一封贵福本人的手札却透露了他杀害秋瑾的“良苦用心”:“前以大通学堂逆党秋瑾等沟通匪目,亟思蠢动,经弟未事之前请兵破获,得免地方蹂躏,大幸足称。”在信中,贵福亦不忘为自己辩护:“沪报倒置是非,有如疯犬纷乱吠咬,刺刺不休。大率党人私愤,居意讳其逆迹,彰其名誉,蛊惑天下,泄其兔死狐悲之憾,当不值天下识者一也。现此案业已就鞫结,排印传单宣布罪状,用特寄奉百张,即祈察览,为之分送,俾阅者得释报纸疑团,而息谣惑人听耳,是为感。”
      舆论的压力贵福自知在绍兴不能安身,便到处活动谋求调任。据清末民初李宝嘉所著《南亭四话》载:“贵福既杀秋瑾,意不能自安于越,乃运动当达,移知衢府,衢人,复电政府严拒之。贵既不获逞,乃亲走京师,求他调。得宁国府命下。”听闻贵福可能来皖,那里的绅、学、商界紧急召集会议共筹对策。10月31日,皖省南北学界百余人在芜湖集会商议对策,会后发出通电。一致贵福本人:“鉴公为社会不容,世所共知,宁人不敢戴。”一致皖抚藩学电:“贵福为绍衢不容,宁国亦不敢承认,豫守在宁士民爱戴,乞缓迁调,以定人心。”在皖人的强烈抗议下,贵福进退维谷,最后还是不敢赴任。
      贵福自知不容于清议,只好弃官北归,回京隐居。辛亥革命后,为防革命党人报复,贵福甚至将父母墓碑上的字都凿掉了。之后贵福几乎销声匿迹,人们在后来出土的墓志铭上才知道他的去向。原来,心虚的贵福不敢以真名行世,在民国五年(1916)易姓改名为赵景祺。“九一八”事变后,不甘寂寞的赵景祺追随溥仪去了伪“满洲国”,并在伪满傀儡政权任职,管理北陵、东陵事务。1936年12月,赵景祺病殁于沈阳,由其二子扶灵回京,秘密安葬于卧佛寺西山。照其遗嘱,不立碑不设坟。企图以无字碑的形式,逃避历史的惩罚。直到2000年5月,在香山人工滑雪场施工工地,发现了一个墓穴。出土的墓志铭,表明表明墓主正是赵景祺即贵福。这块“余生居士墓志铭”先是竭力将贵福描述成一个忠君爱国的臣子,“事必躬亲,常轻车简从,出巡域邑,与乡人士周旋,问民疾苦,视若家人,众人皆爱戴之”但是对于历史指控他杀害秋瑾一事,则尽可能地掩盖,“居士分别首从,力为开脱,转奉电旨,仅以秋瑾正法,余均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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