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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记忆] 记忆文学

    分类:散文大全 时间:2019-05-21 本文已影响

      现在回忆起来,我最早有印象的杂志叫《文艺新天》,那是家父李建纲主编的一本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刊物,由于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东西,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字报的载体,里面充满了极左文章。
      正是读这些文章,培养了我的文学爱好。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再去读那些文章会感到味同嚼蜡,可我当时却十分喜欢那种战斗力强的檄文,加上以后读鲁迅的著作,使得我今天仍没有办法改变大批判的文风。我后来想,可能就是因为读《文艺新天》起步,才会对鲁迅的文章那么热爱,可以说,“文革”的大字报文风在某种程度上是来源于鲁迅先生的。
      至于家父在“文革”以前主编的《武钢文艺》,却是后来才知道的。“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父亲曾经和一帮当时的文学青年去北京串联,那时我五岁,也跟着去了,从此知道了一个叫王府井的地名。
      回来就发现父亲经常不见了,大概一年才能见面一次。后来才知道他是到什么“五七”干校去了。那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日子,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子,感觉每天都漫长无比。
      那个时候最能够打发时光的就是读书了。谈不上什么爱好,只是为了让日子的艰难变得模糊一点。父亲给我买了一箱子连环画,大约有一百多本。我后来非常后悔,这些小人书竟然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是卖了还是送人了已经忘记了。
      再后来,我注意到了父亲的藤条箱子,那里面都是中外名著。父亲回家的时间多半在整理箱子里的书,我想也就二十来本吧,比起我现在的收藏,实在少得可怜,但当时在武钢,恐怕他的藏书是最多的了,收藏的质量也是最好的。
      我对那些书产生兴趣,不是去读,十岁左右的我还只能读一些浩然的小说,箱子里的书对我来说实在太深奥了。那个时候我对绘画发生极大兴趣,这对那些中外名著就成为一种灾难:我把那些插图,那么精美的插图,一张张撕下来,去和画画的小朋友交流。
      父亲心疼得很,一再教育我,插图只有保留在书上,才能保存的时间长。我可不管那些,还是不断地撕。现在想来,我对书的爱护,就受父亲的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不知道我所生存的地方是怎么回事。只是看到一帮又一帮的人来我们家谈文学。1973年以前,我们一家五口住在红钢城11街坊55门的四楼上的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那是一套两室居,我们和人共用厕所厨房,因为空间的狭小,还和邻居闹过不少矛盾。有一段时间,还和周学南是邻居,后来才知道他也是个作家,而且是很年轻时就出道了。
      从“五七”干校回来,父亲分配到电器修理厂的宣传科,当时的莫科长非常照顾父亲,认为父亲还是个人才。只是厂里的宣传科,平常也就是写一点好人好事的小稿件,没有多大意思。但是父亲仍然全力以赴,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为了改善父亲的生活条件,厂里为他分了一套独立的一室半住房,在红钢城20街坊,一住就是十年。
      1973年到1983年的这十年,正是中国发生时代转变的时间,在压抑沉闷的政治空气里,文学成为一种喘气的方式。1975年到1976年,《武钢文艺》也开始有限度地恢复编辑,好像那个时候一会儿归党委宣传部管,一会儿又归公司工会管。父亲被调去再作编辑,他就随着刊物一下到宣传部一下到工会。当时父亲四十多岁了,似乎又找到一点文学的感觉,很多喜欢文学的人都来和他交流,家里经常坐满了人,不仅有武钢的,还有不少武汉市的,我印象深的像杨书案,就经常来谈他的儿童文学。父亲喜欢到青山公园散步,那些文学朋友便经常跑到公园里聚会。
      到了1978年1979年,爱好文学不仅可以使自己的业余生活丰富起来,在《武钢文艺》发表东西还有可能改变工作条件。于是武钢的文学活动空前频繁,每礼拜几乎都有文学聚会。那真是个文学的年代,至今让我怀念不已。
      我是在那个时候和董宏量、王继、池莉、喜宏、周震亚、王志钦、郑建荣、朱逢文、陈振家、杨荣福、黄自华、董瑞杰、李汉江、董洪胜、罗金强、董明江、罗时汉熟悉的。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帮非常有活力的文学力量,我当时的目标就是向他们看齐,希望有一天在武钢有他们那样的名声。
      那个时候活动能力最大的要数王继了,因为他出了长篇小说,当时名气比较大,有点小领袖的味道,经常在自己家举行文学活动,讨论各自的作品。那时候真的是很认真的,经常争论,有时候还搞得面红脖子粗的。记得池莉来过两次,她不喜欢这样的聚会,来一下就走了,有人对此还很有看法。当时她主要是写诗歌,因为女作者少,大家非常重视她,当然,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漂亮的女孩子会成为未来中国文坛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我们这些人都成了她的群众基础。
      那个时候,谈文学,几乎是我们惟一的社交方式,只要是谈文学,陌生人就可以成为朋友。我记得1979年,一个雷雨天,我在武钢四中上高中一年级,董洪胜、罗金强来找我,没有多少客套,就说自己听说四中有个人写点东西,想来交个朋友。我马上为他们介绍了我的班主任周震亚,这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吃饭、谈文学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董瑞杰,我当时最佩服的就是他能够一边聊天一边写作,他的俗民化的写作题材,在当时是领导潮流的,可惜一直没有出头的机会,直到十年以后完全脱离文学圈子。还有我的同学张兴旺,在高中时,他的诗歌就写得很有灵气,以他当时的写作才能,完全可以在湖北诗歌界占一个位置,但是他没有坚持下来,直到多少年以后重新捡起来,把自己耽误了。而喜宏,我从来就认为小小的红钢城是放不下他的,他的天才不仅表现在文学方面,他的绘画、他的社交能力、他对数字时代的适应,都成为他今天活跃在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理由。还有陈振家,多少年的努力终于修成正果,一不小心写了本《邓小平智源》,成为主旋律的畅销书,年近花甲还和年轻人一样在北京做北漂一族,可以说是活到老,漂到老的典范。
      武钢文学人中,最具亲和力的要数董宏量了,这么多年,没有看到他和谁真正翻过脸,他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组织能力,成为武钢文坛的当然领头人。传帮带,在他这里,武钢的文学传统得到很好的继承,他和原来的李建纲、陈龄等人一样,对武钢的文学青年是真心实意地帮助的。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人,武钢文学在武汉市以及湖北省的文坛上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
      我特别感谢陈龄,我第一次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作品,就是经过他推荐。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自己在起步阶段的艰难,这个时候的帮助是最珍贵的。我记得那些日子,陈龄非常细致地为我修改作品,为了鼓励我,他找出当时刚刚出名的顾城等人的作品,说,你不比他们差。他当时帮我向好几个刊物推荐诗歌,甚至,看到我写的字太潦草,还亲自帮我抄写出来向外寄,现在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编辑?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陈龄不仅培养了像池莉那样的大作家,也培养了我这样的文化混混,如果他能够继续鼓励帮助我,可能我也有机会进步得快一点。
      我现在还经常回想起朱逢文对小说的白描手法的解释,当时曾经不以为然,说他落伍,今天看来,白描的确还是小说最见作家功底的手法。还有董明江,记忆中那过早的谢顶和长期潮红的脸面。一个从不抽烟的男人却死于肺癌,这使人常常有人间不公平的感慨。最不公平的还是写了一辈子却没有成功,但是他最后的一篇作品,是完全可以和任何一个散文家的作品媲美的,那对生存的渴望至今让我感动。和我同年龄的朋友,现在想想,也是文学把我们联系到一起的,像彭汉清、尹科伟、周鹏、张兴旺,都是靠写作在武钢的文化圈子里走到一起来了。尽管文学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但文学给他们的烙印我想是永远消失不掉的。
      我是在武钢开始我的文学梦的,不论现在走到哪里,这个梦永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实在太需要这个感觉了,这是我们的一种潜在力量。不论今后会有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文学都会是我的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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