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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城”内外的“西部文学”|西部文学网

    分类:年会演讲稿 时间:2019-05-21 本文已影响

      已经有太多的人谈论“西部文学”,谈得令人厌倦、令人沉重。先前两期的《文学自由谈》刊出了严英秀和狄青两位的文章,分别谈了关于“西部文学”的困惑与质疑,比照阅读,不妨看作内外两个视角下的“西部文学”,虽然不尽恰切,笔者全当借题发挥,想就“西部文学”再说道说道。
      “西部文学”概念的诞生已经近三十年了,但是一直以来关于西部文学的缘起、内涵、外延、价值等主要问题却悬而未决。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竟有狄青们“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质疑和严英秀们“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困惑。说白了,很多人觉得,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西部文学”都成一桩悬案,真是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西部文学”概念的最早提出,始于1985年前后《当代文艺思潮》发表的一组文章,随后由于《当代文艺思潮》的停刊及批评界的漠视,西部文学在新时期初的文学格局中,既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也没有在评论界和学界取得公认的地位,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虽已打开,但旋即被缩水。因此,“西部文学”从一开始就不仅不是一个独立自觉的概念,而且还缺乏明确的主体。如果作为地域文学的代名词,西部作为地理概念上的不确指,使大量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无法自觉归类站队,“西部文学”变成一个大而空泛的概念。如果作为文学思潮或创作流派,一方面,西部作家从来没有提出过较为明晰一致的文学主张和风格追求,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文学事实证明“西部文学”的提出并非画蛇添足徒具虚名。正是因为这种概念命名上的主观性,叙述指向上的包容性,导致了“西部文学”的理论迷局和实践困境,当代文学史书写也忽略或遮蔽了“西部文学”的事实存在。
      不能否认,1980年代开始关于“西部文学”绵延不绝的争论中,“西部”不经意被抽象化为一个形而上的存在,这其中有人性论的幻觉,也有道德理想的乌托邦成分。早在论争初期的1986年,理论家林默涵就认为,倡导者是从外国引进了“西部文学”这个名称,“规定几条特征”,“要作家艺术家根据他们设想的所谓‘本质特征’来进行创作,制造作品,这岂不是提倡从概念出发的创作方法吗?”时光推移,当“西部文学”并没有呈现某些评论家假设的“几条特征”时,转而质疑或否定“西部文学”,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西部文学”的存在与成就是不容质疑和否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文坛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和蜕变,伴随着大众流行文化出现的各种思想与文化也逐渐辐射和渗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中。文坛与市场的碰撞和联姻也深刻地改变了作家们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式,以娱乐、消遣和快感为基本构成要素的大众文学创作更能为作家们带来优厚的报酬。在这样一个世俗化、市场化、商品化的浪潮中,西部作家以他们的执着坚守着关注人的主题,他们将西部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熔铸在作品中,不仅使文学创作更富有文化底蕴,而且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美学经验。西部文学正是以其独特的姿态和坚守的精神,成就了在当代文坛的一席之地。
      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学创作的浮华与轻浅,国民精神的颓丧与堕落,尤其是市场化主导的改革带来的人心浇漓、世风毁坏,使得我们的有识之士愈加怀念故土家园,呼唤农业文明繁盛时期的静谧和谐与隐身自持。一句话,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部有意无意地被认作我们民族精神的“根据地”,由此期待西部的文化工作者据此得天独厚的精神资源,书写别样的人生,追寻逝去的美丽与温柔、艰辛与苦难,以别具一格的艺术呈现,给我们缺氧少钙的精神废墟注入清新的阳刚之气,给当下文学的孱弱之风带来冲击,对思想萎靡的颓势给予冲撞。因此,陈思和等对西部作家的扶持与关注,至少可以看做是主流话语圈或核心文化区知识分子的品格、追求与担当,他的期许,虽然有理想的成分,但不能直接讥为痴心妄想。
      陈思和期望“西部文学”承担“把我们的城市从狭隘的追求物质生活目标中解放出来”的使命,让狄青觉得是一种书生意气,“甚至难言没有某种浪漫现实主义文学的畅想成分在背后支撑”,狄青的言外之意似乎说“西部文学”向来是弱花枯草,难以承担教化风习和匡正人心的伟大使命。然而紧接着承认甘肃作家李学辉的小说“不仅属于西北独有的题材、西北独有的故事,从中看到的却不是对西部的再三渲染与借力,而是对现当代中国农民来说具有普适性的命运书写与智慧阐释”,至于路遥笔下的人物形象,狄青认为堪比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提涅和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这不恰恰证明陈思和对“西部文学”给予厚望是有根据的吗?何以让狄青惊讶得“只剩下肃然起敬”了?狄青先生的逻辑之一是:文学的社会功能与“道德约束、榜样力量、市民规范、组织原则、廉政条例”相比尚且望尘莫及,更遑论从物欲中解放人心,须知,真正有内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精神力量要比所谓的一时一地的社会功能大得多,深厚得多。只是它应有的社会性功能是在精神和艺术基本呈现的基础上显现的,所以更加持久、更加深厚。狄青把文学功用降格为思想政治工具或劝善歌,这一认识基础,本身不配来对“西部文学”进行豪迈质疑。狄青的另外一条逻辑便是:凡是具有“普适性”艺术魅力和思想内核的作品,即承认它们属于传统范畴的“西部文学”之列,又急转笔锋,认为他们超越西部表层世相和概念化描述,所以不是“西部文学”,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狄青眼里的“西部文学”就应该是差生的作文,偶尔写得好的学生,那应该属于好学生作文,以这样一种矛盾而暧昧的心理对待“西部文学”,实在令人纠结。
      我相信陈思和当然深知文学创作的规律,只可期待不可强求,他不能像崔永元一样,到西部走一圈就可以救助几名失学儿童,没错,救一个是一个。文学作为上层建筑,对社会人生的教化与引领,只能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从来没有借鸡下蛋那样来得利索,也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奇迹,但如果知识分子连这点一厢情愿的劲头都没有,提前缴械,放弃道德理想的追求,那不是太可悲了吗?陈思和对“西部文学”的推崇和期待,虽然是即兴式的表述,但并没有言过其实信口开河。相比当下一些评论家言不由衷的胡乱批评和对个别作家的肉麻追捧,陈思和对“西部文学”的赞誉和期许,大可不必让狄青这个“过客”惊讶,让严英秀这个“当事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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