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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城》男性叙事视角【反英雄视角下《围城》主题审视】

    分类:面试技巧 时间:2019-05-14 本文已影响

      摘 要:钱钟书的《围城》是思想艺术和语言艺术的精品。在思想层面,它以反英雄视点切入,审视了知识分子阶层的众生百态,用饱含哲理的思考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在语言层面,钱钟书发扬了他的幽默艺术技巧,使小说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反英雄 “围城”哲理 比喻 幽默
      《围城》是一本耐读的书,它不以情节取胜,故事貌似平淡,却韵味悠长。故事从方鸿渐留学回国开始,经历了在上海、去三闾大学途中、在三闾大学任教、回上海之后这四个阶段,叙事基调恰好应和了一年四季(参见英文版序),从轻佻喜悦(frivolousness)的春天到滑稽戏谑(comic delights)的夏天,再到阴郁萧瑟(somberness and seriousness)的秋天,最后终结于苍凉肃杀(the worst moments of wintry chill)的冬天,从刚回国的无限风光,到最后失业的无尽悲凉,色彩从明亮转为黯淡,笔调由轻松转为沉重,人生的种种滋味尽在其中。
      《围城》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语言上,都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反英雄视点
      "反英雄"(anti-hero)是与"英雄"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是电影、戏剧或小说中的一种角色类型,通常具有行动笨拙、智力愚钝、性格消极被动、处境值得怜悯、行为偏离常规等不良特征。作者通过这类人物的命运变化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证伪",标志着个人主义思想的张扬、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衰微和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质疑。
      《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就是个典型的反英雄形象。从小说的开篇我们就知道,方鸿渐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却也没有多大的本事和能耐;有良心有同情心,却又欠缺原则和勇气。作者似乎从来不回避他身上人性普遍的弱点,如私心、如虚荣心。如此超脱的写作姿态在作家中实属罕见。钱钟书既没准备写了方鸿渐来供读者瞻仰,可也没有丝毫恶意的贬低,在方鸿渐的背后经常可以见到作者那双慧黠嘲弄、同情理解的眼睛。正因为这么一个和我们平行姿态的主人公,我们读来很容易产生共鸣,不止一个人看完书后感叹方鸿渐身上有太多自己的影子。
      反英雄人物的人生态度通常是悲观消极的。在《围城》中,方鸿渐的人生是一个失败失意的人生,他有能力也有智慧指出人的缺陷和世界的缺陷,却没有能力也没有智慧去构造一个新的人生一个新的世界,在恶劣的环境面前,反英雄人物的言论总是大于行动,或者说反英雄人物的语言的是颇有锋芒的,但他们的行动却是迟缓犹疑的,他们听从于命运的摆布。反英雄人物选择的人生方向是逃避,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逃避。反英雄人物最终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方鸿渐这样的反英雄人物虽然对环境中的有格外敏感的触角,但缺乏挑战环境的勇气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赵辛楣评价方鸿渐道:“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这句评论真可谓一针见血。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围城》中的方鸿渐确实是一个怯弱无能的人物。方鸿渐留洋求学,却没有得到父母和挂名岳丈期待中的文凭,是学业上的“多余人”,回国后,在上海滩上和唐晓芙小姐恋爱一场后,也是以一个“多余人”的角色从情场上退却。勉强到了三闾大学,方鸿渐也很快被“挤压”成三闾大学的“多余人”,以被解聘告终。而在方鸿渐与孙柔嘉结婚后,婚姻“围城”的纷扰也使得方鸿渐与孙柔嘉面临着分手的危机。在婚姻方面,方鸿渐再次成为“多余人”。方鸿渐性格中怯懦的一面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展现无遗。
      《围城》从“反英雄”角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它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
      二、人生哲理思考
      小说《围城》的题名,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最早提出“围城”之说,是在小说第三章赵辛楣设宴请客的情节中。扯到“结婚、离婚”的话题时,伪哲学家褚慎明说:“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小姐也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由此看来,“围城”的表面含义无疑是:结婚好比是一个“金漆的鸟笼”或者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小说也似乎是在写“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与跳脱”。然而,细品原著,凝神静思,让人又觉得“围城”的内涵远不止于此,作者在深层次上似在有意作着某种“暗示”,字里行间中又分明隐藏着智者的某种意念,而这种意念也就集中体现在作者所精心塑造的主人公方鸿渐的坎坷人生中。
      鸿渐本是学中国文学的,而世俗硬逼着他“非到外国留学不可”。留学四年,倒换了三个大学,“兴趣颇广,心得全无”。念及老爷子和挂名岳父的“两面夹攻”,鸿渐才耍了个小聪明,“弄”了一张“遮羞包丑”的假博士文凭。本来,鸿渐“理想中的留学回国,好象地面的水,化气升上天空,又变雨回到地面,一世的人都望着,说着。”那该是何等的风光!然而,回国后“祖国的人海里,泡沫也没起一个”,留学回国的失落感便油然暗上心头。
      回国不久,鸿渐便不由地卷入了醋风醋雨、昏天昏地的情场角逐中。爱他的,他不爱;他爱的,偏没缘。难以填满的情感欲望,难以预料的阴差阳错,以及难以把握的人生机缘,令鸿渐着实大烦其恼,“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于是,他对赵辛楣说:“我佩服你的精神,我不如你。你对结婚和做事,一切比我有信念。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请不要小视这句话。这是作者第三次提到“围城”,是方鸿渐求学、恋爱的理想、追求一再无情地破灭之后而产生困惑的直白。可以说,这是作者意念的显露,它分明向读者暗示:人生万事,悉如“围城”,岂只婚姻如此。
      方鸿渐从爱情困境中本能地“想逃出来”,却又陷入了更顽固的“围城”中。个人恩恩怨怨,帮派明争暗斗,阴谋防不胜防,使鸿渐在那个三闾大学中疲于应付,神情沮丧,“想暑假以后另找出路”。满以为冲出了一道围城之后,自己的运气会有转机,不料,“外面的世界也无奈”。于是他又要“逃出来”。不留神,未设防的鸿渐又成了孙小姐的猎物。但他们的小家庭也并非就是安乐窝、避风港。老朽的双亲,敌意的妯娌,势利的姑妈以及两人的情感隔膜,平添了许多没头没脑的烦事,涌来了琐碎的没完没了的争吵。此时的鸿渐,已是神气衰微,心情郁闷:“鸿渐郁勃得心情像关在黑屋里的野兽,把墙壁狠命的撞、抓、打,但找不着出路”。他试图打破束缚,但终不能逃脱束缚。小家庭走向了必然的破灭,鸿渐的手又抓向了“重庆”这根稻草:“万万不能生病,明天要去找那位经理,说妥了再筹旅费,旧历年可以在重庆过。”可谁又敢说,重庆不又是一座“围城”呢?最后,作者借那落伍的“钟表”,进一步对“围城”作了精湛的点睛:无意中对人生包涵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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