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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企业管理是什么 [儒家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分类:军人 时间:2020-03-25 本文已影响
        目前,中国社会资本已处于极度破坏之中,现代管理若没有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就会管理效率低下。在此情况下,挖掘儒家文化中关于构建社会资本的理论资源,发扬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关于善治的人本精神,对于解决现代管理中频频出现的一些问题显得十分必要。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充分认识到现代管理、儒家文化、社会资本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影响的关系,从而纠枉校过,发扬优势。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层出不穷:有社会的,如工人下岗失业问题、农村“三农”问题;
    有生态的,如水资源短缺问题、土地沙漠化问题;
    有体制的,如政策法规不健全问题、机关结构不合理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对于中华民族世纪目标的实现,都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而要想真正彻底解决,归根到底要靠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现代管理,正是确保我们解决问题的重要保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现代管理在一定范围内和某些具体目标上实现了效益的最大化,但其潜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由于其理论基础很大一部分源自西方社会的近、现代管理实践,难免与我国社会实际状况有些不符,难以使管理行为成为包括管理者和管理对象的共同自觉需要。就东西方两个文明实体而言,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一直是两个平行发展的概念,同样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只是两者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东方传统文明首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群体延续,而西方文明则更关注个人自由与物质的使用与发明。每个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并深受其影响,单靠以西方经验为主的现代管理不可能解决我们全部的社会难题,所以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割裂自己的历史传统资源。我们应该给现代管理理论以创新发展,使其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一、提高管理效率要依赖社会资本
        一个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是以高效管理前提下所有个体综合素质的普遍提升为体现的,而不仅仅是某个集团或几个城市所属人员的“先知先觉”。依现行社会“利益至上”为主要特征的价值判断标准,一枝或几枝独秀的局面不仅不会使人们“见贤思齐”,反而会诱发劣势群体的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等不良心理行为,甚至可能由此衍化为报复社会的黑暗心理。这种现象不但危害巨大而且极具传播性,类似问题在我国已累有发生。我们应该反问,在一切都以经济利益为价值尺度的今天,我们是否忽略了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代管理基础——社会资本的营造与传承。
        社会资本,是指一个共同体内的行为主体在长期交往、合作、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的网络,这些网络传承了共同体的普遍精神、思想意识和组织方式,它包括信任、规范、网络三个方面。具体就中国而言,社会资本应该是指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社会集团、国家政府等行为主体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协调、合作、共荣共辱的价值理念而非唯利益至上的思想意识。当前许多学者都赞同我国社会资本已经处于极度破坏和亏损之中,导致中国社会面临重重危机:社会信任下降、政府权威遭到质疑、人与人之间关系淡漠。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说明如果没有高密度的社会资本环境,我们的现代管理很大程度上都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止痛剂,而无法成为标本兼治的济世良方。只有当人们在普遍精神、思想意识和组织方式等方面达成普遍信任与共同规范,并以网络形态加以巩固和发展,现代管理教育才能有一个被人们从心底认同的周边大氛围,现代管理才能称得上效率与质量。
            二、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关于构建社会资本的重大理论资源
        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其历史价值就在于它的理论体系对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贡献。其方法论是从社会个体内在心性的修养出发,让个体扮演好自己在社会中担任的角色,把社会个体作为在社会群体系统中担任一定社会功能的一个部分或一个要素,然后层层展开,由个体推及社会,提出一系列道德规范,使人注重人际关系,注重合作,以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再推及国家,把道德与政治、管理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使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网络。这种以个体为中心,推及社会再推及国家,最后又回到个体的系统论思维,本身就体现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的结合,这种以维持社会安定、建立协调的社会秩序为目标的理论构想,将个人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其价值目标体现了“中庸”的协调互动原则,是相互交换资源以及协商共同目的的需要导致的网络成员之间的持续互动,它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由统治者推行的“治国之术”,而应认为是一种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它力图发展成为一套有关管理的全新技术,强调管理就是基于共同价值理念、价值目标的协调与合作。尽管其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实践性方面都存有一定局限性,比如说在方法论方面,它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观点而过于注重个体研究;
    而在实践性方面,它又明显忽略了人与发展着的客观事物的有效结合,尤其是忽略经济发展给人带来的道德影响。但这决不等于说儒家文化就一无是处。正好相反,在当今这个过于强调经济利益、人心浮躁的特殊社会时期,它恰恰是构建社会资本的一剂良方。
        无论是传统的经验管理还是现代的科学管理,都是从管理者以及管理活动本身出发来研究管理规律的,其中虽然也有关于管理对象的研究,但却缺乏关于挖掘管理对象自身潜力,从最小的社会单元——人着手去营造良好的社会资本以促进管理效率方面的研究。而儒家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却令人刮目相看。
        首先,它立足每个人,在个体层面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自我约束机制,强调个体主动进行道德修养,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达到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要求。而关于个人的独立人格和主观能动性的重点强调,孔子更是做了大量的阐述。儒家文化着重于对个体的伦理特性的研究,把人看作从群体的需要出发,维护社会群体生存的伦理主体,要求人人都致力于道德人格的完善,以便维持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原则,用道德关系作为调节杠杆的稳定的社会秩序[1]。这些道德思想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我,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方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自觉构建服务管理、参与管理的社会资本。
        其次,在群体层面提出了忠恕之道的人际关系准则。从个体出发,由点及面提出了一系列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道德规范,使人们得以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主动去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形成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孔子在“仁”这一核心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义”、“礼”、“信”等基本的协调社会秩序、优化社会管理的道德规范,而社会群体道德水平的提高,最终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社会资本的动力环境。
        最后,孔子把道德和政治结合起来,提出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强调为政者不仅要完善自身,而且也要用“礼”来教化百姓。因此孔子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中微观的人,逻辑终点是整个社会宏观的和谐稳定。他这种方法论对现代管理领域的现实意义非常巨大。因为现代管理在不断健全法规体系带来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也带来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之间关系冷漠、隔阂和敌视等弊端,儒家文化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注重在管理过程中实施对管理对象尊重前提下的规范,这对正在急于摆脱困境的现代管理模式来说,恰是对症下药[3]。
            三、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构筑现代管理的社会资本
        用儒家文化构筑现代管理的社会资本,其实也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发扬、倡导儒家文化中相关的理论精髓。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端正对儒家文化的根本态度。自20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家志土就一度被视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儒家思想就一度被看作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思想根源。
        对待传统文化不要只沉醉于挑毛病,而应致力于发掘潜力。儒家志士自觉遵守自然契约,修身克行,理性地选择忠孝仁义,甘愿为五伦关系中的对方履行“单方面的义务”,大大减少了管理成本,体现了以群体为本位的理性自由[4]。其实,西方很多看起来非常先进的观点都能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出处,可我们对这些祖传的东西居然不能真正理解,很多观点非要等西方人先读懂了再讲解给我们听才行,真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太晦涩了吗?我们实在是缺乏对自己传统文化应有的尊重,缺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挖掘精神。
        我们还要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倡导儒家文化相关的理论精髓,构筑现代管理的社会资本。儒家文化关于管理方面强调的核心是德治,德治的前提是礼———社会资本,效果是减少管理资本,其内容则是围绕如何构建“礼”这种社会资本而倡导的个人、宗族行为规范。有了礼,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不但在行动上易于协调,而且人生的许多追求都能以较小的耗能方式满足。克己复礼不但利于修身,更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利于治国,有利保障民族复兴。所以我们要尊重儒家文化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信仰这方面的观点,倡导这方面的行为,重建我们优秀的社会资本,将现代管理的理论及实践都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以现代管理思维考评儒家文化,可见儒家所提倡的“以德为政”思想其实是一种紧密连接传统规范、根植现实宗法制度与规则的社会治理理念。它强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同自律,通过提升道德修养自觉促进社会伦理(社会资本)的建立、完善,从而降低管理成本、巩固管理效果。由此可见,若我们能恰当地汲取儒家文化中这方面的精髓,必能更快、更好地构建社会资本,从而促进现代管理的简洁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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