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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制造的中国“新衣”】 中国2025计划必失败

    分类:简历封面 时间:2019-04-10 本文已影响

      “我的反对派对我毫不讲信义。他们要推翻我的政府。”  1913年的11月份,刚上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进入中南海居仁堂,拜会当选的民国总统袁世凯,岂料后者开口就痛陈自己面临的一系列麻烦,这让芮恩施颇感意外。
      “‘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他津津有味地重复说着这个比喻,目光炯炯地在我和其他客人方面搜索着同意或保留的表情。”芮恩施后来回忆说。
      袁世凯此话意有所指,民国初年搭建的共和体制,正是从西方搬来的“烈性药物”。在终结了千年帝制之后,药物反应相当强烈。
      唐绍仪内阁,三个月。陆征祥内阁,两个月。赵秉钧内阁,八个月。熊希龄内阁,八个月。
      民国初年走马灯似的内阁轮换,显示了政权的极不稳定。“一年以内,内阁三易,屡陷于无政府地位,皆误于议会之有国务员同意权,此必须废除者”。1913年袁世凯通电各省军政长官时,将这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国会头上。
      但是袁大总统的强势,则是这一问题的另一答案。
      从1912年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13年正式当选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这位国家元首一直陷于麻烦之中。三权分立的模式,对于刚刚从旧体系中转换过来的政治人物而言,是一套完全陌生的行政试验。
      国民党开始组阁逼宫的时候发生宋教仁被刺案,孙中山、黄兴等人发起的“二次革命”,针对的正是这个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国内政局一团乱麻之际,外交上袁世凯亦面临严峻考验,辛亥之后的善后大借款正在进行之中,却又有日本抛出令人无法接受的“二十一条”。
      此前屡经风浪,几起几落的袁世凯反思陷入困境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体制。在和同盟会、国民党人钩心斗角了一年之后,袁世凯终于决定另起炉灶。他从美国请来了行政学创始者古德诺。
      立宪“大斗法”
      民国肇始,拷贝的正是美国模式。
      54岁的古德诺,则是美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绝对权威。此前,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教30余年,麾下弟子遍及美国政界。其时在袁政府内任英文翻译、后来成为中国杰出外交家的顾维钧,正是古德诺的弟子之一。
      颇有人认为古德诺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事实上这位美国学者是推动美国市政管理体制改革运动(即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进步运动”)的倡议者之一。他不仅参与起草纽约市市政法案,更率先将效率、等级官僚制以及纪律引进公共管理的实践之中,对美国公共行政体制的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袁世凯为古德诺开出了每年1.2万美金的高薪,与其签订了3年的政府合约。不过,因后来收到霍普金斯校长的聘书,古德诺实际履行其顾问职责的时间仅有一年半。但就在这短短的18个月时间内,古德诺在民国体制变革中却留下毁誉参半的印记。
      “古德诺给袁世凯写了两个宪法,第一个让袁世凯当一辈子的总统,第二个让他当皇帝。这是哈佛大学对中国民主的‘贡献’。”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柯伟林曾相当幽默地评析古德诺的中国之行。虽是戏言,却也接近历史真实。
      1913年5月3日,古德诺抵达北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拟出一部宪法草案。
      据民国宪法史研究者刘鄂统计,在这一年的立宪风潮中,至少出现了15份个人草拟的宪法草案。提出法案者皆是一时之俊杰:32岁的民国首任司法总长王宏惠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生;35岁的汪荣宝则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彼时是民国四大党之一进步党的法制主任;33岁的江南四公子之一何震彝则是英日皆学。其他如立宪派大师梁启超提出了“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他的老师康有为亦提出了坚持自己保守观念的宪法草案。
      刘鄂梳理十余位私拟宪草者的学术背景与政治背景,发现其中至少有一半曾有在国外学习法律乃至从事法律实务的经历,其中有日、美留学背景者占了大半。而阵营则革命党、立宪派、北洋派三分天下。
      民国首届国会仿照的是美国模式,分上下两院,参议员六年一任,两年一选。1912年共选出参众两院议员841人,当时媒体戏称之为“八百罗汉”。既是罗汉,就得各显神通,不仅代表自己,还要代表自己身后的势力发言。
      天下底定,国以宪立,当时的政法名流们几乎都参与了这场历时一年的争论。
      顶层设计激辩之时,仍想“以理服人”的袁世凯搬来的救兵,除了美国学者古德诺,还有英国学者毕葛德,法国学者巴鲁都,日本学者有贺长雄。
      有人戏称,这是老师与学生的对决。在起草宪章的国会议员、社会名流中,不乏这些西方精英们的学生。
      从美国空降而来的古德诺自然不会预料到这一切,他欣然前往中国。不料所遇到的,“不是象牙塔里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唐德刚语)
      据时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回忆古德诺与袁世凯多次会面讨论的内容称:“第一次谈话主要涉及的是行政:如何组织一个能够在国内保障和平、秩序与安全的有效的政府。总统很欣赏他的意见……第二次见面,他们终于谈到正题。总统要他写出一份或两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我记得这次会见他终于说出了他的意见。他说他研究了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帝制的传统,民族主义的观念不像西方那样强烈,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巩固国家政权,以取代当时存在的那种各省军阀割据的松散局面。当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正是袁世凯的意思。”
      显然,这是一个对袁世凯胃口的美国学者。此前顾维钧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时,作为考评官之一的古德诺曾向他提问道:“从中国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需要来看,你认为美国宪法有哪些特点适用于中国。”顾答以“权力分散”。
      难以效仿的美国道路
      但此刻来到中国的古德诺,则得出了与自己学生完全不同的答案。
      1913年6月,到达北京一个月后,古德诺即交出了他的第一份顾问作业。严格来说,他提交的这份宪法草案,基本上是将其大学讲义略作修改,使之与中国形势相匹配的论文提纲。其重点阐释的是“如何处理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而这当然也是袁世凯最想要的东西。在接受《宪法新闻》杂志访问时,古德诺认为:“民国宪法在形式上应当是一些原则性的纲要,具有弹性以便日后修正;在内容上宜采用美国式总统制以强化总统的地位,理由是中国一向无议院传统,而习惯于君主行政,一切行政之权归于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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