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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质壁分离无法复原 一种无法复原的伤害

    分类:护理工作计划 时间:2019-05-14 本文已影响

      摘 要:迟子建的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夺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不仅彰扬了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同时也对鄂温克人文化的行将消亡谱写了一曲哀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对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的冲突,并对现代性及现代文明的进程进行反思。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 文明冲突 现代性反思
      2008年,迟子建的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夺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中有这样一句话:“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1]这句话一方面指出了迟子建对鄂温克人淳朴的生活方式和理想精神的彰扬,一方面又看到了这种彰扬的动机乃是来源于现代性对古老文明和文化的破坏。这就极为精到地把握到了小说的思想内核:彰扬与反思。本文把重点放在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这一主题上。
      小说涉及了中国20世纪的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文革”等等。但这些事件对鄂温克人的生活并没有造成真正的冲击,历史事件只是作为淡远的背景而存在。真正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是建国之后大兴安岭大规模的森林砍伐,这种毫无节制的毁林行为使鄂温克人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作为一个以狩猎为生的民族他们无法打到足够生存的猎物,他们的驯鹿也因为生态的失衡而找不到足够充饥苔藓,这使得他们只能不断地迁徙。当外在环境已经恶化到无法满足鄂温克人千百年来不曾变化的生活,这种古老的狩猎文明自然也就只能融入所谓的现代文明之中,到乡镇中去定居。
      现代文明毁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但问题是,为何鄂温克人最终恰恰认同了这种文明?而不是表达某种激烈的反抗和不满?对他们自己民族文化的消亡,他们普遍表现得非常平淡,除了小说的叙述者“我”流露出眷恋与忧伤之外,其他人都急于离开森林奔赴新的生活。笔者认为,一种文化的消亡,外在的文明的挤压是一方面,自我放弃本民族的文化并认同他者的文化是另一方面。
      现代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工业文明,相对古老的鄂温克狩猎文明,无疑是一种强势文化。这种文化以优秀文明自居,而对不同生活模式的鄂温克人充满着歧视。小说临结束时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激流乡新上任的古书记听说我投了反对票时,特意上山来做我的工作。他说我们和驯鹿下山,也是对森林的一种保护。驯鹿游走时会破坏植被,使生态失去平衡,再说现在对于动物要实施保护,不能再打猎了。他说一个放下了猎枪的民族,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一个有前途和出路的民族。我很想对他说,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的。我们与数以万计的伐木人比起来,就是轻轻掠过睡眠的几只蜻蜓。如果森林之河遭受了污染,怎么可能是因为几只蜻蜓掠过的缘故呢?[3]
      这段文字的反讽之处在于,现代文明的进程首先是充满着破坏和代价的,其本身的合法性一开始就存在问题,但是以现代文明自居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鄂温克人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狩猎文明定义为不文明和不合法的行为。这种逻辑表现了一种强势文化对一种弱势文化的暴力挤压。这种挤压总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对不同的文明横加干涉,并以抹平它们之间差异和鸿沟,建立一元的模式为最终的旨归。
      我们应该承认,现代文明在医疗、教育、交通、娱乐、社会交往等方面的便利足以给整日与森林为伍的鄂温克人以强大的冲击。鄂温克人刚开始到建在山上的激流乡定居的时候,并不太习惯,但是慢慢便认同了这种现代生活的便利。认同之后,他们甚至觉得激流乡接近森林而远离城市,生活上还是有诸多的不便,于是主动向政府要求定居布苏镇,以便真正融进现代生活的节奏中。可见现代文明“对人的物质需要的诱发和满足,无疑是它能够征服异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4]
      然而当鄂温克人进入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后,他们的人格变得更光辉了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幸福了吗?恐怕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把林克和达玛拉看作鄂温克人近百年历史中的第一代人,那么在前三代人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人性的光辉。尼都萨满和弟弟林克与达玛拉之间至真至纯的爱情,纯洁又让人心酸。第二代萨满妮浩,更让人震撼,她心地善良,每次跳神,救回一个人,自己的孩子就会死掉一个。但无论她如何的痛苦和悲伤,她都以救人为第一原则,这样无私的精神让人感动。最终,妮浩跳神祈雨,用她的生命阻止了一场灾难。生活在森林时代的鄂温克人,他们品性纯良,坚持信仰,敢爱敢恨,虽然小说中也出现了依芙琳这样的不完满的人,她对别人的幸福充满妒忌,喜欢诅咒,显得自私而刻薄,但那是因为她有着不幸的婚姻,儿子金得也自杀了,这使她变得邪恶。但在她临死的时候,她忏悔了,她吃花瓣来清肠,把自己由邪恶拉回到善良。
      到了第四代以后,他们基本都移居激流乡,接受了学校教育,但现代文明的熏陶并没有使得他们的人格和生活变得更好。第四代的索玛,当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热衷与不同的男子发生性关系,并不断进行流产。索玛的姐姐伊莲娜是鄂温克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她热爱大城市繁华便利的生活,但她无法忘却森林里的纯净,时常返回森林中来。在现代与原始、城市与森林之间不断徘徊的她,最终迷失了自己,选择了自杀。伊莲娜的悲剧是两种文明之间冲突的结果,生存在这样的夹缝之间,最终失去了身份和文化的认同,成了一个无处漂泊的幽灵,其自杀也自然顺理成章。迟子建在小说的后记中提到伊莲娜这个形象在现实中是有对应的原型的[5],这也就是指出这种文明的冲突和价值失衡并不是作家的臆想,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困境。到小说中第五代人物沙合力,已经完全异化了。他整日无所事事,最常做的事就是偷盗和砸别人的商店,发展到后来,他偷砍国家保护的天然林赚钱,结果被判了三年徒刑。一个把森林看作胜似生命的民族,最后反过来砍伐森林,这种异化的程度不可谓不深。
      从索玛、伊莲娜、沙合力身上,我们看到,现代文明并没有把一个原始的狩猎民族由“蒙昧”带往“文明”,反而使一种淳朴变质,这是值得深思的。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的现代文明,以现代性为其内涵,现代性的核心有两个:一是理性,一是主体性。但是,“理性”这一本意在使世界清醒、用知识代替神话的思想运动,在批评者看来,导致的却是新的神话。它以对社会的总体性设计,造成了操纵、压制个体的意愿与行为的结果。它宣扬的“主体性”突出的是人的能动性、中心性、先验性,将人视为自然的主人、世界的中心,导致的是对自然的掠夺[6]。正是由于现代性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用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来评判与我们迥然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的时候,我们实质上是在消解着不同文化的个性和历史传统,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现代化所蕴含的‘理性’精神及其抽象普遍性规定,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和殖民化的逐步推进,把整个世界纳入了一个‘均质化’的过程,从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个性面临被吞噬的危险”[7]。
      鄂温克古老文明的消逝,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件值得欢呼的事情[8],相反倒是令人忧虑的,因为我们文明中一直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的理想精神曾一度存在于像鄂温克这样的少数民族中,一旦连这些民族的文化都消亡了,我们将去哪里寻找这种人类永恒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封底。
      [2]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有诸多文献,仅列三种:李红秀:《民族历史的自我坚守与族群隐痛》,载《民族论坛》,2007年第4期;任海峰,汪洁:《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浪漫情调,载《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柏彦飞:《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博弈》,载《安徽文学》,2009年第6期。
      [3]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4]何中华:《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页。
      [5]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
      [6]陈嘉明等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7]何中华:《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页。
      [8]刘中顼:“我们更应当以乐观的心情来欢歌鄂温克人族群生态的时代涅槃”! 刘中顼: 《民族文化的纪念碑志与族群生态的时代涅槃》,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
      作者简介:王淑君,女(1983-)广东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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