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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工作计划模板 时间:2019-05-21 本文已影响

      李佩甫的“瓶颈”  很多年前读过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觉得非常好。至今仍认为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时期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同时还认为李佩甫先生如果以《羊的门》作为起点,而不是“顶点”,是完全有实力进入大家之列的。遗憾的是后来看了他写商战的《等等灵魂》,虽觉尚可,但比起《羊的门》来就差了很多。
      要求一位作家不断地爬升,超越自我,可能有点苛求。但如果一位作家的作品一蟹不如一蟹,却自以为在前进,那就有点问题。最近李佩甫推出新作《生命册》,未看作品,先读到《中华读书报》对他的一篇访谈,我明白了制约他走出《羊的门》的“瓶颈”在哪里了。
      在与记者对话中,李佩甫认为“中国文学在亚洲并不落后,比如印度(裔)的奈保尔、土耳其的帕慕克、日本的大江健三郎,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跟这些作家相差无几,但是跟世界上最好的作品相比还是有差距,瓶颈就是文本建设” 。我无意与佩甫先生讨论中国文学在亚洲的地位,此问题还是留给高等学府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究们去解决吧!引我思索的是中国作家的“瓶颈”在哪里?我发现,李佩甫先生的“瓶颈”恰恰是找错了“瓶颈”。
      中国作家的“瓶颈”是“文本建设”吗?“文本建设”固然重要,诸如你写古典诗词,总不该把格律弄错。但“文本”从来就不是写出好作品的首要问题,就如巴金说过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那么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的文字是否浸透了生命的汁液,是否来自灵魂深处的颤动,是否充满了对现实和人类命运的忧思,是否充满嫉恶如仇的血性,是否能像苏珊·桑塔格那样穿行在萨拉热窝的炮火之间、对暴力满腔“恐惧与愤慨”……
      李佩甫的“瓶颈”,其实也就是中国作家的“瓶颈”。
      李佩甫先生称他的《生命册》是写“植物与土壤的关系”,这问题还是留给植物学家去解决吧!我不太相信,对这一问题,作家李佩甫会比农学院的学生有更独到的建树?读了对他的访谈,我已经没有兴趣再读《生命册》了。
      “今天天气,哈哈哈”
      参加过多次文学研讨会,我把研讨会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务实型的;一种是务虚型的;还有一种归类困难一点,我把它姑且称之为“今天天气哈哈哈”型。
      务实的特征是围绕某部作品进行研讨,主办方的目的大多是达到营销包装推广的目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酒”好要“吆喝”;“酒”不好更要“吆喝”。但奇怪的是,当下图书市场,畅销的作品,不研讨也畅销;不畅销的作品,研讨了也仍旧不畅销,成为小圈子里的卡拉OK。有些作品,你把它鼓吹成“空前绝后”的旷世佳作,或奉为“稀世珍品”,读者不买账,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可见文人“卖拐”,远未达到赵本山小品的水准。
      第二种务虚型的研讨会,往往是就某些新的问题展开“头脑风暴”,如果议题新鲜,参加者的专业水平也很高,会给人带来一些启迪。比较无聊一点的是第三种,既不务实,也不务虚,议题陈旧,对现实的文学创作不解决任何问题。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此类研讨会惟一的好处是,可以创造一个作家、评论家聚会的机会,有人比喻为是“文人派对”。有人提供经费,大家碰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不失为一件雅事。
      惟一使人头疼的是第三种研讨会,虽无聊,但也得要装得煞有介事,也得一本正经地说几句有点专业水准的话来,如果仅仅用“今天天气哈哈哈”来混饭吃混酒喝,心里总会过意不去。为了文友聚会,要付出如此“头疼”的代价似不太值得。有时也觉得时间耗费不起。因此我最害怕的是参加第三种研讨会,能躲则躲之。
      文坛“整体平庸、个体优秀”?
      从不久前召开的一个青年作家、评论家研讨会上,传递出一个信息:当下文坛“整体平庸,个体则很优秀”。对于这样一个评判,与会的评论家和作家自己也感到逻辑上的荒谬。但就如面对“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适从似的,他们对为什么会得出这个荒诞的结论,也找不到原因。其实,原因是不难找到的,只是有些作家和评论家没有勇气面对罢了。
      比如,我读了一些评论家的文章,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当他们就某些文学或文坛的宏观问题阐述见解时,往往充满激情和忧患意识,表现出超常的洞察力、睿智和警醒。但具体到某位作家和某部作品时,则完全换了一副笔墨,那种如虹的气势没有了,那种锐利的批评话语也不见了,通篇都是该作家作品如何优秀,如何厚重,如何具备了史诗品格等等。这样的“捣浆糊”做派,在面对一些“一线代表作家”时表现尤甚。因为这些作家名气和影响已经足够大,再加上在各种文学活动中又难免不碰在一起交杯换盏,得罪了他们以后在文坛还“混”不“混”?因此,有的名家尽管在有了一定的声名后,写出的新作“一蟹不如一蟹”,收获到的也必定是一片赞扬。就是挖地三尺,也会有人为他找出种种“突破性”的文本贡献来。
      说“个体很优秀”,永远不会得罪人,而且会得到种种实惠;说“文坛整体很平庸”,则同样也永远不会得罪人,因为不用担心会有作家来对号入座,同时还能表现出作为评论家的敏锐和深刻。这样一个“悖论式”的结论,虽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但从利益、情感上理解则又是合理的。
      其结果是大家都如同喝了足量的白酒,闹不清是人在动,还是墙在动?
      “汉奸”如何成为“英雄”?
      近日为撰一小文而查阅有关钱牧斋与柳如是的史料,发现为失节文人钱牧斋翻案者还大有人在。翻案者认为,钱牧斋在清兵将破城时与一干大臣俯首降清,避免了南京城数十万老百姓生灵遭涂炭。如此说来,钱牧斋就不是失节文人,反倒成了护佑百姓的“英雄”了。对这一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需要做出详细的历史考证。这里且不论。
      但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反问:钱某人在明灭后,不顾柳如是的反复劝说,坚持要赴京在清廷谋个一官半职,结果到京后只获得一个礼部右侍郎的闲差,大失所望。便在半年后郁郁寡欢地托病回归故里。如此缺钙、有奶便是娘的文人,难道其目的也是为了护佑天下苍生吗?
      近年来热衷于为汉奸、奸臣翻案者还不少。我真佩服他们有勇气,居然能够把“汉奸”说成“英雄”,如果他们生活在日军侵华年代,保不准会理直气壮地到汪的小朝廷去“曲线救国”、“和平救国”。其表现大概要比胡兰成、周作人出色多了。汪精卫如果能从棺材里爬出来,一定会给他们颁一枚“汉奸有理”之类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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