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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俗的内容 [要重视现代文里的民俗内容]

    分类:工作计划开头 时间:2019-05-18 本文已影响

      语文教学是以社会、文化、生活为主要讲解内容的,而民间风俗文化是人们生活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适当重视民俗文化,对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很有帮助。就目前的语文教材而言,民俗内容纷繁驳杂地与教材编排的主题交织在一起,所以在日常教学中应从不同课文中挖掘出民俗内容。
      笔者在进行高中现代文教学时注意到,与文言文、古诗词相比,现代文的文化常识成分虽然不是主要内容,但是文中的人物形象、矛盾冲突、情感抒发中依然有浓厚的民俗文化内容。以高中语文教材为例,其民俗内容大概有:土地崇拜、文字崇拜、乡土信仰、宗法秩序、公共文化空间等。下面结合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具体篇目说一下。
      一、土地崇拜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认为中国的社会从基层上说是乡土性的,对土地的依赖和崇拜是中国农耕文明发展中形成的传统和共同的意识①。在《现代散文选读》的《寒风吹彻》《绝地之音》《父亲》这些以农耕、土地为主题的文章里,洋溢着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话题:土地崇拜。在中国农民的心里,土地是最大、最可靠的财富。刘鸿伏的散文《父亲》里写自己的父亲:“父亲说过:认识土物,离不开泥土。”“父亲便凄然,说:‘鸿儿,有朝一日你也像父亲这般老时,就回乡下住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了,就会思念故乡呢。’”马步升的散文《绝地之音》对西部地区原野的描写震撼人心,其中“我的心整日被强烈地震憾着。那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啊,大沟横断,小沟交错,沟中有沟,原本平展开阔的黄土高原被洪水切割成狰狞的黄土林”类似语句的描写,包含着作者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在国人的文化心理中,为何对土地有这么深的情感?我想原因是:中国是农耕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是生活的保障。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过这样一个事件:一个外国人在蒙古草原上见到了一家从中原地区迁往蒙古草原的人家,让这个外国人奇怪的是,这家中原人仍然保持着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在茫茫草原上开垦出一片地方,埋下种子期待发芽。生活在土地上,从土地里获取生存的必需,这是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对土地依赖的长期浸染,使文人的创作心理中自有了对土地的崇拜。另外,国人对土地的崇拜还和我们土地的遭遇有关,历史上数不清的国土沦丧、洪水泛滥、干旱、土匪骚扰都有可能从农民手里夺走他们的生产资料,这让土地显得更为重要。这种崇拜在文学作品里就表现为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热情歌颂。例如《高中语文读本三》里收入的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有“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沿着雪夜的河流\\一盏小油灯在徐缓地移行\\那破烂的乌篷船里\\映着灯光,垂着头\\坐着的是谁呀?”同样是《读本三》,常任侠的《原野》有:“我的祖先都已化为这原野的泥沙,\\让树繁茂,让谷粒生芽又结实,\\让细草铺满松软的毡子,\\让野花装饰曲折小径的边缘;\\让小溪唱着歌流过,\\让菜圃展开浓绿的嫩叶,\\让高下回环的田畦,\\摇着金黄的香稻。……而我也将化为这原野的泥沙啊,\\我将与这里的一切同在。”中国历代对土地十分重视,中央一级有全国性的社稷祭坛,民间有无数的土地庙,土地崇拜的浓厚氛围形成了土地崇拜的文化心理。
      二、文字崇拜
      文字崇拜也可以叫“知识崇拜”。中国历史上文化知识的传播与传承是在知识分子和一般的读书人之间进行的,而数量庞大的广大的民众则是不识字、没有文化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文字崇拜的心理。乡民尊重读书人,因为他们有文化,他们能通过阅读古代先贤的书籍掌握其思想,并在日常的行为上成为像先贤那样的道德模范,并且他们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系统,进而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高于一般民众,所以普通百姓更是对知识分子崇拜有加。例如鲁迅的小说《祝福》(《高中语文必修二》)里,祥林嫂看到“我”这样一个回乡的知识分子,就说:“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彩的眼睛忽然发光了”这样的细节不仅表现出祥林嫂急于知道人死后有无灵魂,也表现出她对“识字的”人的崇拜与信任。鲁镇是一个封闭的小村庄,乡民识字的不多,他们不屑于回答祥林嫂的问题,即使根据传统回答了“有灵魂”,祥林嫂也不会相信。柳妈的捐门槛建议不能让祥林嫂脱离被排斥的命运,这无形之中加剧了她对普通乡民的不信任和对“我”这样一个读书人的信任与希望。但是“我”的回答并未给她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在祥林嫂看来“知识”“读书人”并未让她明确死后的遭遇,这或许就是祥林嫂死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普通乡民看来,识字的人、有知识的人代表着文化,代表着日常行为的规范,他们不会干坏事、说假话,所以祥林嫂向“我”提问。胡适的《我的母亲》(《现代散文选读》)一文里有这样的故事:胡适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玩,只能学读书写字,在小孩子中间显得文绉绉的,家乡的老辈都说他“像个先生样子”。“先生”,是乡村人对读书人的尊称,胡适既然被人称作先生,就不能做野蛮孩子做的事情,所以,“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般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刘鸿伏在《父亲》一文里说:“这许多年来,我试着写了些东西,远在乡下的老父亲为此很是自豪。”这位父亲把能写会算的文化人称作“文曲星”,此种行为在日常的电视电影中很常见。文章还写到那些耕地的农夫、打鱼虾的渔人或瓦匠、木匠们都很羡慕而敬畏他。可见对识字人物的崇拜心理,是广大民间一种正常而广泛的现象。
      三、宗法秩序
      中国人伦里有一点,涉及人与人如何相处,即长辈对于众多子女的管理权、晚辈对长辈的财产继承权,一直有一套标准在民间发挥着作用,这就是宗法秩序。贾平凹的《秦腔》(《高中语文读本三》)里有:“按照秦川的风俗:父和子不能不有其序,爷和孙却可以无道,弟与哥嫂可以嬉闹无常,兄与弟媳则无正事不能多言。”就是这样的伦理秩序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里,胡适的父亲去世,母亲主持家务,大儿子本应该支撑整个家庭,可惜大儿子不肖,家里的里里外外还得靠母亲,所以一个女人家生活得很累很难。高中语文现代文里还体现了宗法秩序的另外一个内容,那就是“长老统治”。所谓长老,乃是一个家族一个村落里有名望、年龄大的乡绅。乡绅一般集体讨论村里事务,并作出决定,他们依靠着人格魅力影响着乡民的生活。根据《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梳理,在1949年之前的很长历史时期,国家对乡村的统治主要靠乡民内部进行,农民中的优秀人物——乡绅负责维持乡土社会的日常秩序,国家机构到县为止。还是以胡适的《我的母亲》为例,家族里有个五叔不务正业,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的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是给了这人什么好处。“我”的母亲请了几位本家把五叔喊来当面质问他,直到五叔当面认错赔罪。还有一个细节,“我”的大哥赌博,偷家里的东西作抵押。“我”的母亲几次邀请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鲁迅小说《祝福》里的鲁四老爷在鲁镇也扮演了这种角色,“我”回到故乡住在鲁四老爷家除了因为他是“我”本家,还因为他是鲁镇的管理者。这种长老除了日常的管理,邻里矛盾的调节,还负责组织乡村文化活动。胡适在《我的母亲》里写到的那个“当朋”就是族里长辈组织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详细讨论了中国民间的这种“长老统治”②,认为这种长老统治调节人际关系主要靠“教化”,长老实行的是“为政以德”,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鲁四老爷是鲁镇道德的教化的标杆,鲁迅对他书房的描写大体可以呈现出他对儒家道德的精通。卫老婆子说鲁四老爷家是“大户人家”,“幸而府上是向来宽宏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然而另外一些细节又暗示我们鲁四老爷只是一个对儒家道德和行为规范并不太熟悉的乡愿而已,对联已有一半剥落,书桌上的《四书衬》和《康熙字典》也仅仅只是学习入门的工具书而已。鲁迅是否在暗示我们:鲁四老爷表面上是鲁镇的道德标杆、长老,但他实际上并不精通儒家道德,儒家的思想并未被他深入领会。一个乡村的长老对祥林嫂的冷漠与拒绝,实际上代表了整个乡村主流价值观里对祥林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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