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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寄鸥《鄂州血史》的虚拟代言 鄂州血管瘤

    分类:工作计划结尾 时间:2019-05-14 本文已影响

      蔡寄鸥撰写的历史演义《鄂州血史》,采用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与戏曲传奇所惯用的代言笔法,虚拟编造了宋教仁、袁世凯等历史人物一系列的情景对话及书信演讲。这些虚拟编造的代言话语,被录入包括《宋教仁集》、《宋教仁血案》、《辛亥革命史》在内的历史文献以及历史叙述之后,已经产生以假乱真、以讹传讹、歪曲历史、混淆是非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从而为厘清还原辛亥革命的历史原貌,设置了一系列的话语障碍甚至于话语陷阱。作为对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一种,本文所要澄清还原的,主要是这些并不十分复杂却一直被以假乱真、以讹传讹的虚拟历史。
      一、从“宋教仁谢绝馈金”谈起
      岳麓书社1986年出版的《宋教仁血案》(徐血儿等编,蔚庭、张勇整理)一书,作为历史文献资料收录了蔡寄鸥《鄂州血史》的第二十六章“震动全国之刺宋案”。该章节的第一个小标题为“宋教仁谢绝馈金”。其中介绍说,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职务,正在办理交代事宜时,袁世凯把他传到总统府,赠送一套貂皮外套、獭皮背心及哈喇泥裤褂,估值不下三千元,而且是袁世凯亲自派人把宋教仁的西装尺码调查准确之后专门预备的。宋教仁当场换上这套新衣服,袁世凯又从怀里掏出“交通银行的支票一纸,计洋五十万元”,交给宋教仁说:“听说你要出京,少不得到处游历,手边哪里少得钱。这几个钱,不是公家的,是我友谊上的一点敬意,你用着吧。”[1]
      第二天,宋教仁写信一封,派人送交总统府。信中写道:“慰公总统钧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厚。知己之报,期以异日。教仁百拜。”[2]
      袁世凯收到宋教仁来信时,正和他的宠妾洪姨躺在烟榻上谈天。侍从进来报告说:“车站来了电话,宋教仁、田桐、张继三人,由西站出京。”袁世凯怒道:“谢也不来谢,辞也不来辞,太藐视我了;我容不下。”洪姨道:“堂堂的大总统要解决一个宋教仁,还不容易吗?”袁世凯的杀宋之心因此而生。
      蔡寄鸥,原名天宪,又名乙青,号乌台。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2年8月16日凌晨,张振武被黎元洪、袁世凯合谋杀害于北京。在张振武出资创办于汉口英租界的《震旦民报》担任主笔的蔡寄鸥,在社评中斥责黎元洪于辛亥革命首义之时,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汉阳失守后,又弃城潜逃,成为“逃跑都督”。对此,共和党鄂支部机关报《群报》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称赞该党理事长黎元洪“匿迹床下,觉竖子之不足与谋;弃城逃走,乃效法孔明之空城计也”。蔡寄鸥接下来又创作讽刺小说《床下英雄传》和《新空城计传奇》,在《震旦民报》连续发表并且引起轰动效应,从而为黎元洪贴上“床下都督”、“床下英雄”之类以讹传讹的历史标签。1933年,蔡寄鸥撰写《四十年来闻见录》,其中有指责农民运动和黄麻起义的内容。1949年后蔡寄鸥被判处死刑,赦免后到湖北省文工团工作。后任湖北省文史馆文史研究员和省参事室参事。1954年7月结合自身经历写作完成《鄂州血史》,1958年7月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二、宋教仁的未遂诈骗
      《鄂州血史》之前,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谈到,他曾经从宋教仁的亲密友人那里听说过,“宋在北京时,袁以某银行支票簿遗宋,令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进而得出疑罪从有的诛心论断:“此为宋致死的重要原因。袁世凯最忌有能力而又有操守的人,因为有能力而又有操守,便不肯做他个人的私党,受他的牢笼指挥,便是他切身之敌……”[3]
      马文义在《宋教仁与间岛问题》一文中,也谈到宋教仁的《间岛问题》书成之后,“宋为穷困所迫,将原稿请由覃理鸣介绍求售于某学社,未被接受。有翰林某见此稿,颇赏识,愿出百元购之,宋不允,遂搁置。”等到驻日公使杨枢从某翰林处得知此事后,“随令从覃处取出原稿,将内容用二千字电报摘要告袁。袁复电极为赞许,并令赠洋千元与著者(款由覃、宋按四六开分了)。宋得款,即迁居某高等妓院”。等到宋教仁到北京任职后,“袁以此颇重视宋。后来宋到北京,袁多方笼络,曾送二十万金,一为交通银行存折,一为中国银行存折,并说明如不足尚可增加。宋出京时,将存折原封寄还。袁知宋革命意志坚决,不可以金钱收买,终竟以极卑鄙手段暗杀之”。[4]
      马文义的《宋教仁与间岛问题》,自称是根据已故湖南文史馆馆员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所述,向恺然又得之于刘揆一(霖生)、覃振(理鸣)口述。但是,文章中的相关叙述,显然是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与宋教仁交涉《间岛问题》的是驻日公使李家驹,而不是他的前任杨枢。1908年10月12日,同盟会南洋支部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兴报》,公开刊登宋教仁的《致李、胡二星使书》,其中详细介绍了围绕《间岛问题》一书所展开的未遂诈骗:宋教仁花费几个月时间写作这本书,目的是证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考虑到自己是同盟会会员的“党人”身份,只好通过湖南同乡许孝绶,转送给老上司李家驹。外务部得到此书稿后,在对日谈判中赢得主动,并且通过电报要求宋教仁前往北京。当时刚好有北京友人给宋教仁写信,说是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项城)确实有“非常之志”,正好借这个机会“握手”合作。宋教仁有意前往,只是由于中日报刊公开报道了这件事情,他的仇人也想借机陷害,因此不得不取消这个计划。与此同时,他以政府必须“出巨款购秘密证据书”为借口,打算从李家驹那里诈骗一笔公款用于革命事业。在这封信的末尾,宋教仁明确承认自己“欺诈之罪,幸未成立,尚祈原宥”。
      早在1908年就企图“欺诈”李家驹的宋教仁,1912年辞去农林总长之后,并没有“退居林下,耕读自娱”,而是主持缔造了作为现代议会政党的国民党并且出任代理理事长。为了维持国民党北京本部的正常运转,他必须多方开拓筹款渠道。更何况宋教仁在北京负责组建国民党期间,最高党魁孙中山、黄兴先后到北京与袁世凯达成一系列政治交易。孙中山得到的最大实惠,是由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且组织每月高达三万元办公经费的铁路总公司。宋教仁离开北京返回湖南期间,国民党北京本部的经费,又是孙中山、黄兴通过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国民党党员梁士诒秘密筹措的。李剑农、蔡寄鸥、马文义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宋教仁“革命意志坚决”,无论如何不应该表现在“不可以金钱收买”方面;“不可以金钱收买”,也无论如何不足以成为袁世凯“以极卑鄙手段暗杀”宋教仁的充分理由。假如宋教仁的所谓“革命意志坚决,不可以金钱收买”值得高调表扬的话,孙中山、黄兴秘密向袁世凯、梁士诒请求办党经费,岂不就是革命意志不够坚决而被金钱收买;陈其美此前收下袁世凯的三万元出国考察费用却拒绝出国,不同样是革命意志不够坚决而被金钱收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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