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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边缘的遗迹:过去的事情,历史的遗迹

    分类:高考祝福语 时间:2019-05-12 本文已影响

      1920年的一天,一个西方人走进圆明园西洋楼附近。这里破败不堪,到处都横躺着断裂的巨大雕花石柱。就在满地乱石的荒地上,还有一个中国男人正在一片开阔地上拉着石磙压粮食。他架起相机对准这个中国男子,将他的形象记录了下来,并且还洋腔洋调地记录下那个人中文名字的发音——“陆元淳”。
      面目全非
      陆元淳是当时住在西洋楼附近唯一的中国人。这个从外地来到北京讨生活的中国农民,在清末民初的战乱中辗转来到这里,在无人管理的园子里拆房、开荒、种地……在陆元淳之后,陆陆续续有大批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来的移民来此定居。最终,在来来去去的各色人群的改造下,昔日这片中国最华美的园林,就这样变得面目全非。
      就在陆元淳们在此安居了十几年后,又有一大批异乡人涌入圆明园。那是八年抗战期间,由于战乱,这片无人管理的山林,成为来自华东、华北附近的饥民的“乐土”。王国安一家就是抗战期间搬进圆明园的。1950年代,新中国实行户籍制度,王国安和移民们才在这片园子里拥有了合法的身份。圆明园成为行政村后,王国安还当过30多年的生产队队长,他目睹了圆明园长达半个世纪的变化历程。
      最先变化的是通往圆明园的御道。尽管圆明园已毁,但直至50年代初,从西直门通往圆明园的御道依然保存。这条风姿绰约的御道出西直门经高梁桥,在魏公村与两侧垂柳曳地的白颐路相汇,直入西郊苑囿。50年代,白颐路的石块被拆下用于修建天安门广场,道路两旁的柳树也被砍下,替换成了杨树。
      1956年以后,园林局征购了圆明园中非稻田的全部耕地,进行了大规模绿化。到1961年,园内植树72万株。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的百姓涌进这里,圆明园一时人多地少,于是生产队把政府征购走且大量植树的土地又要了回去。人们除了种稻米、养鱼,还办起了公社一级的马场、猪场、鸡场、鸭场。那时候的圆明园村干净整齐,甚至没人往地上乱扔一片纸。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派世外桃源的景象还会继续下去。
      “文革”期间,北京海淀周围各大院校的师生都到圆明园改造世界观来了。圆明园里除了学农的稻田,还有学工的工厂、学军的射击场。在这里,北大师生曾有改造 “绿满轩”和“畅和堂”两座岛屿的“壮举”:在生产队的指挥下,几十位北大教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用大绳和撬棍,把山石拉下水中,然后再把岛上的土全部垫入水中,造出了一块面积并不大的农田。
      1970年,全民“备战备荒”时,人们不仅拆除了数千米的园墙和湖岸上的石材,建筑基址也被连根拔起,统统拉走去修防空洞。人们一次拉走582车石料,一次拆掉8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1000多株树木。圆明园遗址的围墙被拆得一干二净,建筑基址被掘地三尺,山头被平掉十分之四,外单位侵占掉土地十分之一。防空洞刚建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兴起。从1975年到1977年,厂房和生活区用地就砍光了90%的林地,60年代初种下的几十万株林木万劫不复。
      惊蛰年代
      圆明园这一百来年里,皇帝退出、强盗进来,强盗退出、农民进来。到了1970年代,大学师生退出、海淀机修厂进入,民房退出、打靶场进入,板车拉出去、汽车开进来。那些年,圆明园的福海中甚至建了个气象站。
      1975年,学者王道成为了给颐和园管理处写《颐和园》一书,申请进圆明园考察相关的情况。那个夏天,他和《颐和园》编写组的两位同仁,坐车来到圆明园东区的一个门口,下车步行。他们走进圆明园,入眼的是茂盛的庄稼,一处处农田,一间间民房。王道成站在一处田梗上,这里早年是福海,他的脑子里浮现八个字:“故宫禾黍人世沧桑。”
      次年,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
      又过了一年,诗人来了。北京六建工人赵振开和从白洋淀插队返京不久的姜世伟走进园子。以他们创刊不久的诗刊《今天》的名义,在废墟上组织诗歌朗诵会。他们在这里赋诗饮酒、思索辩论。多年后,人们再提到这两位废墟上的启蒙者时,称他们北岛、芒克。
      朦胧派诗人挑选的诵诗地点是一片荒地。这批“文革”结束后最先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体系的先觉者,跨越了后“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一步进入“废墟”的境界——整个社会尚处在废墟状态。他们选中这片“废墟”还具有历史意义:圆明园毁于中华帝国与现代工业文明冲突、崩塌的时代,这个曾是中华无尚荣光的园子,既是古老文明伴随腐朽帝国毁灭的标志,又是中西方文化猛烈撞击的陨坑。由于北岛的到来,这片废墟上盘旋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时代觉醒的号角。
      这就是圆明园慢慢在中国人记忆里惊蜇的那个年代,诗人思其废,学者恨其荒。
      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圆明园管理处统计的结果显示,园内有7个生产队,270户、2000多口人形成20多个聚居点。
      1981年,来自台湾的学者汪荣祖站在圆明园这个旧时帝国的中枢,“在山泽之间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由一百五十个精心设计的景点所组成的巨大宫苑”。此后,汪荣祖就各处查找与圆明园有关的点滴。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一直做到1991年,觉得有了足够的信心,才着手撰写《追寻消失的圆明园》。
      重新被记起
      1989年秋天,26岁的上海青年郭新平辞去画廊顾问的工作,在正对着北京大学西门的娄斗桥5号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了职业画家的生涯。从这里向北不远就是圆明园废墟。作品越来越多,小屋里放不下。第二年,他在一路之隔的福缘门村花200块租了200平方米的小院,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南面,一排排的红砖房,80%的房子都出租。像郭新平这样在福缘门村租房的,还有八九个人。福缘门村声势浩大的时候,进驻了200多位画家,使福缘门村成为西方前卫艺术寻访者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的必访之地。
      画家们从圆明园北墙的铁丝网中钻进园子,在废墟上写生、散步,就像在自家的后院儿。他们聚在院子里聊天,屁股下面坐的是雕着西洋图案的圆明园汉白玉石墩,面前当成饭桌的台子就是雕花长柱。在村庄里,不光人生活在文物中间,就连猪都享用圆明园石刻石料围成的猪圈。随着“圆明园画家村”在西方艺术界知名度的提高,无论媒体还是画家,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容貌庄重起来,各种意义也随之而来。
      1992年5月24日,中国青年报上《圆明园废墟上的艺术村落》一文的发表,才将废墟与爱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画家村在媒体以及读者的眼里成为了文化标杆,“将圆明园废墟作为某种象征,包涵了文化复兴的宏愿”。圆明园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媒体上的各种争论,逐渐成为一个热词,时不时地被热炒一次,并更深一步地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1995年,画家们被当作外来人口迁出西村。围绕圆明园的各种争论——爱国主义、国耻、雪耻、民族象征、历史意义,都在全国媒体沸沸扬扬地争辩或统一过认识,但是作为“真身”的圆明园,还承受着各种污染和喧嚣。
      1998年,当魏开肇在6月17日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市政协联合举办的“圆明园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西园粪场和煤厂的现状时,还有学者认为,纪念圆明园就要保持它的荒废现状。也正是这次大争辩,才在各种不同的媒体上,把圆明园真正带入中国人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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