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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研究_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天津时调研究

    分类:二月二 时间:2019-05-12 本文已影响

      【内容摘要】天津时调是天津曲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曲种之一,也是唯一一个用天津地名命名的地方曲种。2006年5月20日,天津时调这一曲艺形式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怎样对这一古老的传统曲艺进行科学的、有成效的研究、扶持、抢救与保护,成为一个不该回避也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文章对其做了初步研究。
      【关键词】天津时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措施 保护措施
      “天津时调”原名“时调”,起源于明清时期流行于津门的民歌小调,其相关记载最早见于1795年(乾隆六十年)刊行于北京的《霓裳续谱》,记载时调小曲30余种。1884年(光绪十年)印行的《天津杂记》也对时调在天津演出的情况做了生动的记述。1953年天津广播曲艺团建立后,将“时调”正式定名为“天津时调”。但近一个时期,由于我国民众音乐文化心理上的“下潜”,致使传统音乐传承人和欣赏人数量急剧减少,特别是一些依赖口传心授方式加以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亡,天津时调的发展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并且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生存危机。怎样对这一古老的传统曲艺形式进行研究、扶持、抢救与保护,是我们需要思索的问题。过去,我们不太注重对它的研究,一旦说起,似乎时调从来如此,于是,或从美学说起,或从其故事说起,徒存鉴赏而已,因而,笔者试对其做初步研究。
      一、天津时调的艺术特点
      天津时调的艺术特点大抵可归结为四个方面:浓厚醇朴的天津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活态的、平民化的作品内容;风格独特、不乏绝活的艺术表演形式;与时俱进、规范成熟的作品结构。
      (一)浓厚淳朴的天津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
      天津时调具有浓厚的天津乡土气息,主要表现在曲调、语言、内容和精神气质上,其曲调基本上源自流行于天津地区的民歌小调。包含许多天津地方民歌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如天津土生土长的《靠山调》《鸳鸯调》《大数子》和许多天津本土化了的外来俚曲民歌,如《拉哈调》《秦楼悲秋》《怯五更》《后娘打孩子》《叉杆解狱》《对花》《十杯酒》等。
      在语言音调上,天津时调用地道的天津地方语言、韵腔进行演唱,因而在词句、腔调及板式方面与其他曲种有明显的不同,词句多则五六十句,少则只有二三十句,一气呵成,不落窠臼;在板式上,只有慢板、二六和快板三种,追本溯源,正是天津市井小调的演化。此外,天津时调唱腔豪放、爽朗泼辣,其全无拘谨滞涩的性格表达,与天津人的精神气质如出一辙。有曲艺界的学者提出:“在北方古曲唱曲中,天津时调是最具天津特色的。京韵、单弦、梅花、西河、乐亭都好,都有自己完好完整的形式和独特的魅力,但在天津方言的使用上都不能与时调相比。”①
      (二)活态的、平民化的作品内容
      旧时,天津时调形形色色的作品内容大多来自于天津下层社会流行的民歌、小调,流行区域和范围也非常广,主要曲调有手工业者自编自唱的《靠山调》,青楼妓院的《鸳鸯调》(俗称窑调),人力车夫们的《胶皮调》和来自民间生活的《拉哈调》《悲调》等。20世纪初,由于时调的商业化,其内容也融入了时下流行的元素。
      时调,“时”者,时兴、流行的意思,时调在各时期的曲调风格及曲目内容上是有所不同的,各时期的风格、内容均涉及当时天津政治、经济、民风、民俗,是研究天津市历史沿革不可多得的“活化石”。故此,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作用。
      (三)风格独特、不乏绝活的艺术表演形式
      天津时调唱腔优美,唱法通俗上口,作品内容朴实,音乐结构以单曲体为主,天津时调的独特风格在其主要唱腔《靠山调》中可见一斑。《靠山调》也称《靠上调》,基本唱腔是由慢板和数子组成的,慢板一板三眼,四句体,三四乐句间有“哎唉哟”这样的衬词;数句一板一眼,唱词有四字、五字、七字之分,上句仄声,下句平声,以阳平为合格,因字行腔,注重压韵。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作品在首句竟是三字体,形成罕见的“三字头”。《靠山调》高亢、爽朗、苍劲、悲凉,在津门风靡一时,有“燕赵悲歌”之称。天津时调的演出形式也很多样,独唱、对唱、拆唱、彩唱、合唱不一而足,风景独特,这在北方古曲唱曲中也是不多见的。
      (四)与时俱进、规范成熟的作品结构
      天津时调另一个艺术特点在于其演出形式及作品结构的与时俱进和多变,如时调最初的单一、呆板的伴奏形式,在艺人的加工改造下,除原有的三弦、四胡或者竹板外又加进扬琴和笙等吹打乐器,如此,伴奏形式也变得灵活多样。
      二、天津时调的传承谱系
      天津时调最初流行于天津底层市民聚集的南市、河东地道外、红桥鸟市及和平区等地的演出场所,其传承过程也非常曲折。
      光绪年间有擅长靠山调的弦师王庆以及弟子刘宝玉、王宝寅、李宝明等;19世纪90年代比较著名的时调演员有王红宝、赵宝翠、秦翠红、高五姑等艺人。其中,高五姑曾将“疙瘩腔”的演唱技巧出色地用于时调演唱,使时调的风格灵活、巧俏,清脆响亮,从某种意义上说,高五姑是《靠山调》演唱技巧的第一个改革者,代表性的作品有《七月七》《秦楼悲歌》。
      那时,也有一些演唱天津时调的艺人是从事搬运业或手工业的工人,这一类艺人被称为时调“票友”,如杨开泰、马凤仪、温先生等人。20世纪初,由于商业性的曲艺进入了天津的茶园、茶楼等地,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专业时调演员,如秦二顺、赵小福、王银宝、杜顺喜等艺人。1927年,天津无线广播电台曾邀请时调演员在电台演唱过一些重要的时调作品。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一些淫秽低级之作,如《情人顶嘴》《十杯酒》《尼姑思凡》《戏丫环》等,但也有些作品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如体现爱国精神的《叹时局》《打南口》《直奉战》等。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时调有了空前的发展。1953年,天津广播曲艺团的“时调改革小组”对天津时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曲目内容、曲词格式结构、音乐旋律、节奏板式、表演伴奏上均有了重大的突破,使其在程式格局上虽有变化,却保持了时调独有的风格特征。正如时调表演艺术家王毓宝所说:“我的改革都是建立在天津时调这种曲艺形式的基础上,本着完善的目的进行,无论怎么改,天津时调的精髓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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