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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代帝傅的幸与不幸]帝傅

    分类:端午节 时间:2019-05-25 本文已影响

      对于陈宝琛来说,宣统三年(1911)六月十六日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在这天,清廷下谕,派他和陆润庠入毓庆宫“授皇帝读”,充任6岁的小皇帝溥仪的师傅,同时取消了先前补授山西巡抚的任命。从这天开始,他的命运便和满清皇室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帝师。
      王纲解纽——经训聊自娱
      1909年3月,当62岁的陈宝琛奉旨来京的时候,他已经在故乡蛰居了二十五个年头。陈宝琛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便登科进士,一入仕途便青云直上,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同为清流的代表人物,意气踔厉风发,以敢言直谏闻名于天下。
      然而,在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局中,清流一派在甲申中法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陈宝琛因保荐失当被革职,在家乡一呆就是二十五年。陈宝琛的好友沈瑜庆曾托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推荐陈宝琛,遭到拒绝。这一次还是军机大臣张之洞笃念故旧,极力向摄政王载沣保举才得以起用,然而亦不过官复原职,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会同礼部总理礼学馆事宜而已。在新政的官制体系中,这些都不过是些闲差,张之洞虽引以为疚,却也不便多言。
      的确,此时已经不是清流的时代了,庚子以来,朝廷的主旋律是立宪和新政。清流本与洋务相颉颃,以道德义理平衡洋务派的功利取向,然而新政在功利取向上更加变本加厉,而立宪更是指向传统政教体系的彻底变革,政治舞台上几乎没有清流生存的空间。
      光绪和慈禧去世以后,新政的中央集权色彩日趋明显,重要部门基本上垄断在皇室亲贵手中,而他们所倚仗的不是清流,甚至不是传统士大夫,而是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张之洞本是新政的支持者和推行者,此时也被边缘化,终忧愤以死。去世前他常与陈宝琛追话往事,流连山水,一樽相对,唯有喟叹而已。
      从逻辑上说,建立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是新政的内在目标,但是满清皇室贵族却不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够格人选,反而强化了之前就存在的满汉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隔阂。宣统年间,身为谏官的江春霖、胡思敬、温毅等人不断上疏弹劾亲贵,乃至辞官而去,可谓清流的最后一抹余晖。与此同时,集权又与立宪分权存在着内在矛盾,立宪派人士一波又一波的速开国会请愿的浪潮不断冲击着京师。在各派力量的撕扯下,晚清政局呈现出杌陧不安分崩离析之象。
      陈宝琛虽然并不处在权力中心位置,但显然对这一切了然于心。表面上看,陈宝琛自居闲放,与陈衍、林纾、曾习经、胡思敬、温肃等人时常踏访京师名胜,结社诗酒相娱,然而他的诗歌中却常常透露出衰瑟乃至绝望的情调:“颓龄复何觊?经训聊自娱”,“涧谷一生稀见日,作花偏又值将霜”,“亭林伤陆沈,益惧人纪绝”,面对大难的忧惧与无力之感渗透在字里行间。迫在眉睫的危机不只是王朝命运的终结,更是政教纲纪的瓦解。
      清廷覆亡——痴想挥戈有鲁阳
      说起来,陈宝琛并不是以道德姿态标榜的冬烘之士,他对西方的器物制度并非一味拒斥。蛰居家乡期间,他曾在福州创办东文学堂,后改为全闽师范学堂,是为福州新式教育之始。他又积极参与福建铁路之兴建,并远赴南洋筹集股款。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他也是新政的支持者。陈宝琛虽然没有参与戊戌变法,却在1910年冬资政院开会期间,以硕学通儒议员的身份,倡议昭雪杨锐等戊戌六君子。不过一旦涉及传统政教伦理,陈宝琛的立场就毫不含糊了。有资政院议员提出剪辫易服的提案,陈宝琛表示坚决反对。在他看来,辫发服色是政教伦理秩序的象征,不容丝毫假借。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尚在,就可以在帝都的资政院会场上公然提出剪辫易服,足见对传统政教伦理的冲击已达到何种程度。而陈宝琛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守住这道堤防。
      如今,帝师的荣誉和身份又让陈宝琛的肩头多了一份责任。他希望小皇帝能受到乾隆皇帝的“垂灵”,成为一代圣主:“神州渴望中兴主,早晚垂灵牖圣聪。”但是他没有想到,劫难会来得如此之快,虽然他对这一天的到来早有预感。
      仅仅两个月后,武昌民军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大清帝国顿成土崩瓦解之象。事到如今,陈宝琛不得不为挽救王朝的命运做出他最后的努力。九月,陈宝琛上《危亡在即披沥直陈摺》,痛陈亲贵专政之害。此前,陈宝琛曾与劳乃宣、曾习经、刘廷琛等人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并任会长,在君主立宪框架中为清政府谋求出路。
      随着时局的日益恶化,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包括陈宝琛在内的该会核心成员又组织忠君会,幻想挽狂澜于即倒,支大厦于将倾,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便是“痴想挥戈有鲁阳”。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挽救王朝的命运。十月中旬,袁世凯在锡拉胡同私邸召集会议,讨论与南方民军议和事宜,陈宝琛亦在座。袁世凯希望陈宝琛担任福建省议和代表,陈以年老推辞,提出以严复代替他。也许是看到议和不过是加速清廷覆亡的进程,陈宝琛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辛亥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农历新年前夕,清政府下谕旨宣布逊位。这一年的除夕,陈宝琛在诗中写道:“钟簴无惊鼎遂迁,故忧薪积火终然。”他很清楚,清朝正是在长年积累的危机中一步步走向末路的。也许他对这个王朝本身并无太多留恋,但是对于它的最后一位小皇帝的未来,他却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陈衍等好友曾经劝他效仿其他遗老退隐,他却已决定将自己的余生维系在这未尽的君臣之义上。
      这也许是一种不幸,因为他在艰苦和忍耐中履行的这份职责,并不能期待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在新的共和民国,它似乎不过是一个过时的“名分”而已;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在一个传统人伦纲纪瓦解而新的价值规范又未及建立的时代,陈宝琛幸而有“帝师”的身份作为依托,可以平静而从容地维持他的价值认同和道德理想。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六年,他正是这样做的。(摘自《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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