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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家_谁动了批评家的生活智慧

    分类:200字 时间:2019-05-21 本文已影响

      一  发挥一点想象力。如果要你列出你认为的世界十大难题,你会选哪些?而如果让我选,第一个可能会选“证明或证否一个足够大的偶数可以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第二个肯定会选“文学有什么用”。
      难题不是无解题。它难解,但必定有解,只是还没有找到。哥德巴赫猜想不一定就是最难解的题,但是它具备我所理解的“难题”的全部特征。虽然解起来很难,但题本身在表达上很简单很明白,不像现在的有些“说法”,本身看上去很宏大,很深奥,其实根本无解。自从哥德巴赫于1742年向欧拉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有将近二百年毫无进展,直到1920年,才由挪威的布朗用古老的“筛法”证明了“9+9”。“9+9”是个通俗的说法,相对于“两个素数之和”为“1+1”。“9+9”离“1+1”还相差很远,但布朗的贡献更在于找到了一个“路径”。按数学家的说法,解开这道难题的路径共有四条,这种逐渐逼近的路径只是其中的一条,但一时之间却似乎是最有效的一条。四 年之后,有人证明了“7+7”;再过八年又有人证明了“6+6”。此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新进展,间隔最长的也就是八年,即从1940年的“4+4”,到1948年的“1+c”(其中c是个很大的自然数),此处有“二战”的影响,而“1+c”又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因为其中第一次有了“1”。接下来,就是从1956年到1966年的“黄金十年”。中国人王元在1956年证明了“3+4”之后,次年即先后证明了“3+3”和“2+3”。然后,几乎像井喷,1962年证明了“1+5”和“1+4”,1965年证明了“1+3”,紧接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1966年由陈景润完成的“1+2”。离“1+1”只有“一步之遥”了,而按这十年来的进展频率,难题的最后破解似乎已经指日可待。然而,如果说从“9+9”到“1+2”总共用了四十六年,其间“捷报频传”,而从1966年到现在正好又过了四十六年,那所差的“一步之遥”却毫无进展。是不是“路径”的问题?没人能回答。当年“陈氏定理”发表之时,曾有英国和西德的“筛法”权威称赞它是筛法的“光辉的顶点”,莫非这原本的赞词竟一语成谶,暗示这条“路径”已经走到头了?我读到过一种真假难辨的传说,说这天欧拉正在工作,大脑高度兴奋,有点累,看了几封朋友来信作为休息,其中就看到了哥德巴赫这封信。当时他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就用他那高度兴奋中的大脑想了想,给出了证明,并且随手把它写在了案头某一本书的页边空白处。几天后他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是却想不起他当时的证明,也找不到那本书了。这个传说戏剧性很强,可信性不高,但说不定也暗示着某种谶语:既然欧拉能把那个证明写在页边空白处,它想必也是一种简单明白的表达,而陈景润证明“1+2”的论文原稿,却长达二百多页。
      “文学有什么用”,也是这样的难题。文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存在即合理,想必有用,才得以长期存在。这个“想必有用”是那样地“显而易见”,就像不管延伸到多么大,没有人能举出一个具体的偶数不能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但是,要给出严格的证明又极难,正如很难说出文学到底有什么用。一较真,它反而会不断朝反面走,除了能给少数人(主要是作者)带来功名利禄,稿费版税,对于绝大多数人,它当不得饭吃,当不得衣穿,当不得钱花,当“敲门砖”都效率不高,性价比太低。当然,迎难而上的也不乏其人,于是就有了若干长篇论述,高头讲章,乃至重量须以斤计的“砖”著。所有这些加起来,对于问题的最后解决,相当于到了哪一步?是“9+9”还是“6+6”?难说。也有领袖给它派的用处是充当齿轮和螺丝钉。这是个很严谨的说法,表示它很重要,但不主要。“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文学是当不得那把扫帚用的。所以稿费很低,文学期刊大都很穷。
      解不开这道难题,是不是也有个“路径”问题呢?我说不好。但我的确想走一条“捷径”,给出一个传说中的欧拉那种可以写在页边空白处的答案。这个答案是:文学的作用在于启迪人们的生活智慧。
      能证明吗?能;至少可以一试。正面证明有困难,因为余生也晚,未能赶上那些文学的好时光,但反证也是证明。凡是文学不断衰落乃至堕落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智慧也必定在不断地萎缩。
      二
      穿越一下。假设2013年我成了高考考生,在考场拿到语文试卷后,发现作文题是这样的:“去年的高考作文题分别是《甩掉多余的顾虑》、《船主与油漆工》、《老计》、《微光》、《拯救冷库工》、《清水浊水》、《坐在路边鼓掌》、《赛跑》、《梯子不用时横着放》、《写信》、《一滴水》、《伸出的手》、《忧与爱》等。请自选角度,自定文体……”
      于是我写道:“中国的教育一年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是的。如果没有“根本的变化”,高考试卷中就不会有这样的作文题。这样的题,与我们这些年来已经习惯了的题,有个根本的不同之处,就是它可以正着说,也可以反着说,没有说得对不对的问题,全看你说得好不好。正说反说都有能不能言之成理的问题,“成理”之后还有说服力强弱的差距,然后还有论述得是否精彩的差距。拉开分不成问题,而且还是以完全合理的标准把分拉开。问题是,我们的判卷教师,知道怎样才叫“言之成理”吗?能分辨出说服力的强弱吗?能品味出论述的精彩或平庸吗?所以,这样的题虽然更能检验学生的作文能力,更符合作文能力的原旨(不是努力表达一个正确的思想,而是努力把一个思想表达得精彩),但是却不可能出现在高考试卷中。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多数,和过往的题就像一母同胞的孪生兄弟。虽然“业内人士”总能指出其中的某些——例如“题型”之类的——发展变化,但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却有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共同点:每一道题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正确答案”,而这个答案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其“政治上正确”。当然,“政治上正确”原是美国人的说法,有其特定的语境和语义,我在这里借用这个词语,只是取其与“生活中可行”相对的词义。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先说北京卷的《老计》。“(铁路巡线员)老计每天在深山里走几十里路守护铁路,清理碎石,防止巨石滑落,每有火车经过都会敬礼,火车都会鸣笛回应。”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很明显:平凡中有幸福,平凡中见崇高,平凡中寓伟大。北京的男孩女孩们,对这个新近才被报道的典型人物、先进事迹可能比较陌生(学生们看电视新闻的机会不多),但是这个道理,从六岁到十八岁,相信已经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过很多遍了。问题在于,这些孩子们在家里也能听到同样的教诲吗?一百个父母中,有几个父母会指着老计对孩子们说:“你们长大以后,要以他为榜样,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道理”很简单,但人们在生活中可以做出的选择多种多样。而更有意味的是,“材料”中那个“每有火车经过都会敬礼,火车都会鸣笛回应”,其实是一种有违常识的煽情。任何人任何时候在任何车站乘火车外出,都会看到列车开动之后,站台上的所有铁路员工会一律停止工作,以“立正”的姿势站好,目送列车离去,即“行注目礼”。这是“规定”,实际上站台以外铁路沿线也有类似的规定,它体现的是一种职业伦理,并非老计一个人独有的行为。当然,这不会影响考生写作文,也不会影响老师判卷打分。只要作文中讲出了那个“正确答案”,稳拿40分以上,可以完全不管那个“材料”本身在生活智慧上多么蹩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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