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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养道德_儒家乐论与道德涵养刍议

    分类:12306订票 时间:2019-04-13 本文已影响

      摘 要:儒家哲学从来都是生命的学问。“乐”作为儒家文明中重要的一支,也一直涵养着中国人的道德生命和精神生命。同时“以乐化德”,在具体实践中是有它的可操作性。用乐来涵养道德不仅符合现代人的认知方式,让人比较容易接受,而且这种潜移默化可以达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形成悠久的良好社会风气。
      关键词:儒家;乐论;道德涵养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242-02
      儒家哲学从来都是生命的学问。从现代人的窄化角度来看,乐只是属于艺术审美领域的。而在古代儒家哲学中,“乐”一直涵养着中国人的道德生命和精神生命。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的“乐”都不只是为满足感觉器官而存在的,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先贤就特别注意“乐”对人民的教化作用。周公更是在前代基础上“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礼乐文化内核。圣人孔子也认为,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是陶冶性情、培养品德的重要手段和达到途径。所以孔子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作为亚圣的孟子较少论述乐,但他亦继承了儒家教育的一贯传统,特别注重乐与仁义道德的关系。孟子主张“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2],同时以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3]。这就是说,乐声雅颂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因为以仁为本的“乐”以真情感人,使人相亲相爱。另一位儒家代表荀子是对乐有精湛研究的博学通才式的人物。荀子专门撰写了《乐论》,对乐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同时特别注重对乐的移风易俗作用的阐释。《荀子·乐论》一方面认为“乐者,乐也”,主张“乐”具有娱乐人民、使人快乐之作用;另一方面也认为“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故乐者,治人之盛也”,从而肯定“乐”具有“美善相乐”的特点和突出的教化作用。《礼记·乐记》作为儒家对“乐”的终极总结,认为“乐”不仅是娱乐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教化民众的手段。儒家一直都认为,古代盛王制乐之意非在于倾听美妙的音乐而获得耳目之快,而是要通过乐来“移风易俗”、教化人民。《礼记·乐记》对乐的这种教化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大宁。”
      一、“德音之谓乐”——乐与德
      “乐”与“德”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儒家乐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德”字的出现应该是在西周时期,“敬德”、“明德”的观念和强调是周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当然,此时的“德”并不单纯指代为“道德”,它不仅与祭祀等重大政治行为相关,还与血缘宗法体制下的“尊尊”、“亲亲”等伦理行为有关。这样,作为调整政治伦理准则的“礼乐”就和“德”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了。《周礼》就将“乐”与“德”联系起来:小学教育中“六艺”(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与“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三行”(孝行、友行、顺行)并举;大学教育明确提出“乐德”之教即“中、和、■、庸、孝、友”,与“乐语”、“乐舞”之教兼施。可以看出,西周乐教已经达到了完全自觉的阶段,突出了用“礼乐”来修养“德行”、以“道艺”来培育“德行”。这种以“乐”成”德”的倾向,也成为了儒家一直以来的基本态度。
      孔子提倡乐是以“道之以德”为根本目的,所以孔子会不辞辛劳地进行“删诗”、“正乐”的工作。“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落到了实处。孔子强调“游于艺”,其真实含义就是孔子认识到个人修养要想达到成德、成性的境界必然要通过乐的陶冶产生自由和悦的心态才有可能实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4],在孔子看来,乐的境界就是人格完善的成人境界,是一种现实与道德水乳交融、和谐自由的至高境界。“孔颜乐处”正是这一理论的真实写照,也被后世儒家长久效法和仰视。
      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精神,特别注重“乐”与道德的关系。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认识到“乐”具有强大的社会性的人伦教化功能。孟子认为,乐能反映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道德精神风貌。《孟子·公孙丑》:“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所以,孟子认为用赋有崇高思想性、艺术性的乐去启迪、引导、鼓舞人,比用单纯语言道德说教具有更大教化作用,更能触动人心。《孟子·尽心上》:“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朱熹注“仁声”云:“仁声,谓仁闻,谓有仁之实,而为众所称道者也。此尤见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5]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乐论是儒家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手段。儒者希望通过“乐”中蕴涵的丰富而深刻的道德内涵实现道德内容与道德形式的完美统一。同时儒家道德修养是以实现礼乐之本——“仁”为最终目的的,这也成为儒者的终极理想——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天下的“王道”。
      二、重塑缺失的道德——乐之功用
      现代社会是商业的社会。中国自古以来,就实行“抑商”的政策。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经济上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这一社会形态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耕作并且不过多依赖外来的商品介入;另一方面商人素来重利,“见利忘义”的事情干了不少,在整个社会舆论中处于排斥、谴责的对象。
      在现代人的眼中,任何东西都能买卖,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金钱来进行量化。“见利忘义”的事情在现代商业社会成为了家常便饭。
      我们都知道,西方社会却历来都是商业氛围浓厚、投机盛行的世界。19世纪开始的“美国梦”,一夜暴富成为一个人的成功标志,每个人都想尽方法走捷径,挖空心思发大财。“道德”确实在那时的西方人眼中不值一钱。
      而作为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一直倡导和遵循着“见义忘利”的原则。当然,在无限放大“义”而忽视了合理的“利”时,儒家文明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宋儒李觏明确提出了“人非利不生”的观点,肯定了人的合理欲望应该得到满足。
      孔子云,“过犹不及”[6]。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年代,社会主要经济形态也步入到商业时代。人们也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见面问“吃了吗?”改为了“现在在哪发财?”我们在引进、学习西方商业文明的同时,一些沉渣、腐朽的东西也冒了头。现在,如果你和某个商人谈道德的话,可能会被人讥笑为“落伍”、“傻B”。前几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也是最痛的一次拷问中国商人道德良心在哪的事件。人们不禁困惑起来:商人的身体内流淌的血液有没有“道德”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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